生命倒計時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機劉國秋給黃大年的秘書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連著3天半夜拉活兒，這咋整？給多少錢我也不干了！”

電話里，王郁涵趕緊說好話，“坐車的老師很辛苦，劉師傅您好心幫幫忙吧！”

劉國秋是王郁涵為黃大年找的網(wǎng)約車司機，也是唯一一個能和黃老師“將就”的司機。

黃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長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點是凌晨1點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點，就得后半夜了，誰都不愿接這種單。

這一次，電話里王郁涵好說歹說，劉國秋只得勉強答應，“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這個鐘點，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黃大年背著大書包的樣子很顯眼。劉國秋悶悶地下了車，幫他打開車門，他依舊樂呵呵地喊了一聲：“劉師傅，辛苦了！”結(jié)果劉國秋卻沒抬頭，只是勉強應了一聲。

上了車，黃大年察覺劉國秋情緒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聲調(diào)，很認真地說：“劉師傅，我做的事都是為國家，你拉我也是為國家作貢獻。”

他這么一說，劉國秋心里一震，不由回頭看看他。透著路邊的燈光，他看出黃大年一臉疲憊，心里一震：“一直感覺這小老頭兒挺精神，應該是個大人物，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開始，黃大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標注一兩個字，還有些臨時通知的根本來不及記錄。

起初，劉國秋和同事們輪番接送黃大年，到了后來，別人都不愿拉他，只剩還算熱心的劉國秋“一個人遭罪”。

黃大年出差，永遠訂最晚一班。晚上10時的飛機，計劃晚上8時走，他在辦公室的事情還沒弄完，每次都要晚個十幾、二十分鐘才能出發(fā)，最后一刻登機的情況也不鮮見。

好幾次走到車門邊上，黃大年還在和學生講問題，劉國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腳，只能拽著他就往車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誤飛機了！”

黃大年坐定了，總會笑呵呵地說一句“劉師傅，抱歉啊，讓你久等了”，然后從雙肩包里掏出三個用塑料袋套著的烤苞米，往劉師傅手里遞一個，“我吃兩個，這是你的，我先吃，饞你哈。”

拉上黃大年，這輛車牌為“吉AAG629”的速騰車就會上演“速度與激情”。劉國秋總是想盡辦法，趕抄近道，黃大年則邊啃苞米邊打電話，說的都是中文，可劉師傅幾乎完全聽不懂。偶爾，有個十分八分鐘的空閑，他就和劉師傅拉拉家常，有幾次還聊起他家鄉(xiāng)廣西的特產(chǎn)。

10月的一天，劉師傅又在黃大年家居住的小區(qū)門口干等，他正要給王郁涵撥電話，讓她催催黃老師，一抬眼，看見黃老師拎著小皮箱，急匆匆走過來。劉師傅正要準備接過皮箱，幫他放到車后廂里，黃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撲到他身上，劉師傅趕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幾秒鐘工夫，黃大年緩過勁兒來，說了句：“沒事了，咱們走吧。”

劉師傅一聽愣了，問道：“你還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勞了，沒睡好覺，沒休息好。”黃大年摸了摸額頭。

“你真該休息一下，要不別去了。”劉師傅還想勸他，又怕自己多嘴。

“劉師傅，這個會特別重要，你必須拉我去機場。”

沒過幾天，“十三五”重點研發(fā)計劃要赴京申報，劉國秋把黃大年、于平送往機場和團隊師生會合，瞧著他臉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霧霾，飛機飛不了，就和劉國秋兩個人一路輪番勸他別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兩人終于把他說通了。黃大年說讓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車站，沒想到抵達火車站，他又說啥也不干了，絕不能扔下師生們自己回去。

相處久了，劉國秋能感到，黃老師雖然臉上笑呵呵的，其實“犟得很”，誰都拗不過他。

出差回來，經(jīng)常還是最晚一班。見面第一句總說：“劉師傅辛苦了，實在不好意思，又這么晚回來。”然后就坐到后排，車子剛開動，就打起鼾來了。

黃大年常常倚著車門、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劉國秋擔心他碰開車門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門的門鎖改裝了。后來，還是瞅著不落忍，就從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頭，黃大年上車了，好歹睡著舒服些。等待晚點飛機的時候，劉國秋自己也會用著瞇一會兒。

偶爾，趕上黃大年沒睡著，劉國秋好心勸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總這樣身體不行。”看他整天捧著苞米啃，他也說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兒。”可黃大年總是說：“沒事兒，我身體啥事兒沒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黃老師的地方太多了！

作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無法準確說出黃老師同時在參與多少個項目的科研工作。

師生們開玩笑，除了長春機場的夜班地勤，見他次數(shù)最多的成了地質(zhì)宮打更的大爺。地質(zhì)宮晚上10時要清樓鎖門，不出差的時候，黃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時離開。趕上飛機晚點，第二天又要開會，他就直接趕回辦公室，拽出書柜里的棉被湊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爺很不情愿，找到院領導那里去抱怨。黃老師知道了，賠著笑臉，還時不常給大爺?shù)男O子捎點兒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樓梯，迷迷糊糊想著問題，一腳踏空，從樓梯上跌了下來崴了腳。大爺心想，這幾天肯定見不著黃老師了。可沒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樂呵呵地來敲門。大爺也被他的精神打動了，說“以后無論多晚，喊一聲就行”。

連打更大爺也被折服了，這就是“拼命黃郎”的生物鐘——

清晨，長春的太陽起得遲，畏寒的鳥兒還瑟縮在窩里。黃大年在辦公室睡上兩三個鐘頭，就爬起來工作了。他從沙發(fā)上坐起來，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間拎個水壺，倒些隔夜的溫吞水在白瓷臉盆里，刷個牙，擦把臉，就快步下樓來到不遠處的校園面包店。

不帶餡兒的菠蘿包，他總要捎上一袋，沒有菠蘿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資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為什么不買帶餡兒的面包，他回答說“老看資料，弄臟了麻煩”。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著電腦，目不轉(zhuǎn)睛，常常是吃“兩個烤苞米就行。”苞米帶回來早就涼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趕上烤苞米的路邊攤沒出攤，他就從書包里再掏個菠蘿包，繼續(xù)奮戰(zhàn)，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項目課題答辯，黃大年帶著大家熬了半宿，幾十份材料總算準備差不多了。突然，他發(fā)現(xiàn)一張配圖不合適，就要求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對、打印。大家勸他先回去，可他還是堅持等著審看，一直到了凌晨3時。睡了兩三個小時，就起來準備當天上午的答辯。

同一個團隊的“千人專家”王獻昌就沒看見他正經(jīng)吃過飯，不禁擔憂地勸道：“大年，你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這樣下去，就是鐵打的身體也會扛不住啊！”

可他卻走到辦公室窗邊，舉了舉放在那里的啞鈴，笑著說：“獻昌同志啊，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我是活一天賺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