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年之問

“看到他，你會知道怎樣才能一生無悔，什么才能稱之為中國脊梁。當你面臨同樣選擇時，你是否會像他那樣，義無反顧？”

離黃大年去世已過了幾個月，馬芳武仍然會不時翻看他的朋友圈，每當翻到這一條，他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2015年4月7日，黃大年把一篇紀念鄧稼先的文章《如果他還活著，今年才90歲》轉到了他的朋友圈。鄧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

那段時間，他主持的幾個大項目和課題已進入沖刺階段。而他卻隱約感覺自己“腳步大不如前”。他寫下這段感言，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又似乎是在問他自己。

“大年老師做到了，他是在用畢生的精力來接近他的偶像啊！”馬芳武把這條朋友圈轉發后，人們才發現，穿越歷史的星空，黃大年和鄧稼如此相似。

鄧稼先——26歲，在拿到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那個一窮二白的中國；34歲，他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的變動，從此，整整消失28年，回來的時候，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的病人；61歲，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總負責人，他一共獲得了國家獎金——特別獎20元，其中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彌留之際，他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黃大年——51歲，在英國迎來人生得意的巔峰時，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國；6年多時間，他“夾在工作與家庭難以割舍的中間，沒人強迫，只是自找，總想干完拉倒，結果沒完沒了，公事家事總難兩全”；58歲，他最后清醒的日子，還在讓助手反復播放海洋探秘紀錄片，繼續思考深海探測的未來方向……

也有人說，黃大年與“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有著驚人的相似。

1968年12月，郭永懷在青海基地發現一個重要數據，急于趕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飛機。誰料，飛機在北京墜毀，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找到他時，吃驚地發現他同警衛員牟方東緊緊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尸體中間，緊緊夾著裝有絕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無損！

2016年11月29日，黃大年在北京去往成都的最晚航班上，疼暈過去兩次。當急救車一路開進成都第七人民醫院，醫生想要為他做初步檢查，卻怎么都拿不開他抱在懷里的電腦。過了一會兒，他終于清醒過來，卻趕緊摸了摸懷中的電腦，喘了一口氣，對旁邊的同志說：“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請把我的電腦交給國家，里面的研究資料很重要。”

還有人說，黃大年一生都在追隨他景仰的老校長。

距離地質宮不遠處的校園一隅，李四光塑像端坐在紅色花崗巖基座上。他身著中山裝，面帶微笑，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遠方，又像在注視來往的學子。

2009年回國后，黃大年不止一次，漫步校園，舒緩疲勞。夏天，他常常沿著幽香的花徑，穿過科技之星小廣場，來瞻仰他尊敬的老校長。冬天，他踏著厚厚的積雪，一路看過青松挺立、臘梅芬芳，來到老校長面前佇立、沉思，耳邊仿佛還回響著老校長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語：“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報春花開了又謝，冰凌花化了又結。如今，地質宮507辦公室再沒有那盞長明燈，可黃大年那般虔誠的仰望仿佛就定格在那里，引起人們無限遐思：

66年前，新中國第一所地質學校——東北地質專科學校在此誕生，突破層層阻力剛從英國回國不久的李四光擔任第一任校長。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李四光是懷著切膚之痛回國的；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黃大年選擇回國并為此而獻身，又是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種歷史的輪回？還是中華民族魂魄中綿延不息的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

那是一代代科學家對前輩的仰望，那是一顆顆赤子心對祖國的表白，那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對信仰的守望！

有一次，黃大年特意約上師兄韓曉峰，一起追憶他們的老師、地球科學學院的張秋生教授。

1987年，張秋生去非洲參與一個國際合作的地質項目，由于出境時沒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黃熱病，回國時飛機還在新疆上空，他就撒手人寰。

“那個年代出國的機會很少，別人都是帶這帶那，可他一個知名教授，機組人員發現他除了地質標本外，行李中只有半盒沒用完的火柴。”

兩人說著說著，黃大年就落淚了。后來，在新生開學典禮上，他對學生們說：“在這片充滿‘勵志圖強’靈魂的土地上和校園里，走出了一系列閃光的人物。你們將會認識這些閃光名字的時代風采和可歌可泣的人生寫照。他們的昨天是你們的今天，他們的成就是你們的未來，更期待著你們青出于藍而更勝于藍。”

現在，黃大年也成為這個校園里，一個可歌可泣的名字。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邴正時常想起他每次風塵仆仆來參加會議的樣子，想起他在校慶大合唱時唱起《勘探隊員之歌》的樣子，想起他一次次為新興交叉學部奔走呼吁的樣子……

再一次沿著黃大年的足跡，邴正登上地質宮頂層的觀禮臺。偶爾，大年會來這里，沿著長春市的中軸線俯瞰南望，寬闊的文化廣場，聳立的太陽鳥雕塑和高大的長春解放紀念碑，郁郁蔥蔥的南湖公園，以及微波蕩漾的南湖碧水，盡收眼底。那滿眼的綠色中，飄揚的五星紅旗格外耀目。

邴正落淚了。令他落淚的不僅僅是大年的英年早逝，還有在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血脈中那不朽的精神傳承。盡管歲月流逝，世事滄桑，那種至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拼搏敬業的理想主義精神，還依然令生命澎湃，讓靈魂沸騰。

不同的時代，一樣的情懷，一代代人掀起振興中華、復興民族的浪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莊嚴宣告，如激昂號角，召喚海外赤子。“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膚之痛，催促著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鄧稼先等1000多名留洋學子沖破層層封鎖，匆匆奔回新中國。

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又如徐徐春風，蕩漾在黃大年等海歸科學家的心中——“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曾經，物理學家彭桓武的這句話，激起過后輩黃大年的豪情壯志。

“能夠越洋求學，獲取他山之石僅是偶然，回歸故里報效祖國才是必然。”現在，黃大年自己的話語也同樣擲地有聲。

報國正當其時，圓夢適得其勢。祖國的發展與復興的偉業，形成一塊更加巨大的磁石，吸引他們毅然舍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

結緣于“千人計劃”，黃大年與施一公這兩個海歸科學家“沒有單獨吃過一次飯，每次談話不超過半小時”，卻分享著一份最厚重的感情。

黃大年曾問施一公：“一公，我們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國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來，想要擼起袖子大干一場？”

施一公回答說：“是啊！科學研究不全身心投入，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不足以解決重大問題，不足以對國家做出同樣級別的貢獻。”

“一公”寓意“一心為公”。作為世界有影響力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有人問他為什么回國，他回答說：“我覺得我欠了中國一些東西！”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獨棟別墅，一英畝的花園……盡數在一夜之間被施一公拋在身后。

黃大年與施一公，又是何其相似。

送別黃大年，施一公聲音顫抖，只說了一句：“一個赤膽忠心的人走了。”

赤膽忠心。這就是人們仰視他的理由。

他恨不能用生命熔鑄成一把鑰匙，去為祖國打開大地深處的寶藏之門。他更想把自己燃成炬火，去融化科研體制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堅冰。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黃大年曾緬懷幾位“默默無聞就走了”的“千人專家”，“在中國做科學，像我這樣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著干。為什么這么干？其實很簡單。國家的事都是大事啊！……能讓中國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幫人在拼命，不是我一個人，一幫人全是這種心態，一幫‘瘋子’，我們在一塊兒可熱鬧了，這是一個群體。”

黃大年曾問楊長春：“我們國家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今天科技界缺的是什么？我們憑什么干不過外面？憑國家對科技需求不緊迫？憑我們不努力、不拼命？”

楊長春知道答案：“他想落實科研規范，他堅持科學不是個人愛好、自由爛漫，只能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只有把科研規范抓好，才能使科技的投入產出比提高，科技從并行到領跑的速度加快。”

楊長春也看到結果，“大年剛回來時，國內的同行正在朦朦朧朧開始摸索著干，硬件和軟件都不太行，他和許多‘千人計劃’專家帶回來系統化的管理思維和技術方法，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很多事情。”

愛因斯坦曾說，不要希求做一個成功的人，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這是科學家的價值觀，也是理想者的座右銘。

“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犧牲者。我已經50多歲了，生命也就這么幾年了，能做出點兒事情，讓后來人有一條更好走的路。”黃大年在接受采訪最后無意中講出的這番話，讓團隊成員劉杰唰地一下流下眼淚。

彼時，他的頭發已掉了不少，他的眼角已滿是疲倦，但他的神情卻依然剛毅：如果能加快祖國科技的發展進程，這何嘗不是一種負重前行的幸福，又何嘗不是一種國之利器的力量！

黃大年回國后工作了7年，他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院士頭銜、沒有學術論文，就像他對大地深處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樣，幾乎沒有走進過公眾的視野。

他對采訪他的新華社記者說：“你看我們家，沒什么東西，空空的。我生活很簡單，我的錢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學生身上，資助他們出國，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的項目，吉大一分錢也沒有，我一分錢也沒有，你見過嗎？首席科學家一分錢也沒要，別看項目上億元。我就是喜歡這個事情，就是一種享受。錢什么的沒多想，國家給我的夠用了。”

馬斯洛曾把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尋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在這個物質豐富而極容易使人沉迷的時代，科學家的自我實現，并不是多么奢華的生活、多么顯赫的名氣，而是科學研究為國家與社會，乃至全人類創造的更大價值。

20世紀50年代，一位物理學家從英國回來，在西北核試驗基地隱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3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以后，人們才注意到這位名叫程開甲的白發老人也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有人替他不值：“你如果不回國，成就會更大。”程開甲卻回答：我不回國成就或許會更大，但絕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因為我現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國聯系在一起……

初心即是永遠。這一生，無論經歷怎樣的艱辛、面對怎樣的困惑，總有這樣一群人，從未忘記自己為了什么而出發，又為了什么依然在路上。

有人也曾替黃大年不值：“他要是不回國，是不是不會這么苦？”

“苦嗎？不苦。”

楊長春替他回答：“從整體上講，大年回國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匯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終將改變歷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