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起檢察院決定不予批捕的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如浙江東陽吳永正誣告副市長案、深圳大學生涂某見義勇為被刑拘案等。這些案件要么因為證據不足被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要么因為案件定性錯誤而不予批捕，案件當事人也相應解除了刑拘。從這些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自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檢察機關正在逐步轉變司法理念，更加重視對證據的審查，采取了一種“謹慎批捕”的態度。這無疑是一種正確的司法態度。

　　“疑罪從無”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長期以來，我國司法界實際奉行的是“有罪推定、疑罪從輕”原則，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檢察機關“構罪即捕”，只要認為涉嫌犯罪的，一律批捕，而不管其證據如何、社會危害性如何，認為只有先將人逮起來才踏實。其實，逮捕并不是處罰，而是用來排除妨害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強制措施，并且是最嚴厲的措施。如果任意批捕，不問具體條件，將嚴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

　　刑事訴訟法對批準逮捕有嚴格的界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并對社會危害性作出了列舉式規定。由此可見，立法的本意是盡量限制逮捕的適用范圍，能不捕的盡量不捕。

　　批捕，是刑事訴訟中的關鍵一環。反思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冤假錯案，幾乎都經過了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執行等刑事訴訟的全過程。這與執法人員執法思想、執法觀念存在偏差有關，也與執法機關相互配合、在辦案上“友情贊助”有關。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提請批捕的案件不敢、不愿、不能認真審查，認為即使有瑕疵，在接下來的刑事訴訟環節也能得到彌補。殊不知，一個環節的失守，就意味著整個法律流程的潰敗，錯誤批捕的大門一開，后面的環節想要糾正冤錯，難度將增加數倍。

　　當然，檢察機關依法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也并不意味著公安機關就辦了錯案。現代司法理念十分重視“對抗”的作用，正是在相關司法機關的強力“對抗”中，真理才得以明晰、冤錯才得以昭雪、人權才得以保障。公安機關對公共安全負有重要責任，當然要對每一個線索、每一起案件、每一名犯罪嫌疑人仔細偵查、嚴格排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是基于對案件的具體判斷；檢察機關不予批捕，也是基于對案件的認真考慮。兩者都是在完成各自的司法職責，并不代表兩者就有矛盾，或者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就是錯誤的。相反，檢察機關的決定將促使公安機關在辦案中更加注重加強對證據搜集、固定等，從而進一步提升辦案質量。

　　意大利著名法學家貝卡里亞曾經說過：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罪刑法定是我國刑法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要確定某一行為是否犯罪，就必須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否則，寧可不予批捕，也決不能冤枉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