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中，已經有“死緩”制度，那么，死刑“執行猶豫”制度是不是多此一舉呢？在我看來，死刑“執行猶豫”制度，這個真的可以有，有利于防范冤假錯案，也有利于留下活口利于其他案件的查清，也有利于減少死刑的適用。

　　死緩，雖然不是一項單獨的刑罰，只是死刑的執行制度，但實際上，死緩在對犯罪分子宣判時就已經確定，只要在二年考驗期內不再故意犯罪，就不會再執行死刑。但是，學者建議的死刑“執行猶豫”制度，是在宣判時就宣布為死刑，但在五年內不執行，如果沒有發生新的情況再執行死刑，這跟死緩制度中二年內沒有再故意犯罪就不執行死刑截然不同。

　　死刑是一種最嚴厲也是最殘酷的刑罰，人死不能復生，任何東西都無法彌補，因此，雖然基于國情保留死刑有必要，但對執行死刑的謹慎無論如何強調都有必要。在呼格案中，從案發到執行死刑僅僅短短的62天，人們已經深刻地感受到審判的草率和冤案給公民和家庭、社會帶來的重創。因此，如果實行死刑“執行猶豫”制度，死刑犯在宣判后五年內不執行，在這期間，或許有真兇出現，或許有“死者”復活，這能最大程度地防范冤假錯案。

　　實行死刑“執行猶豫”制度，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給一些后續的案件留下活口，有利于查清關聯案件，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在諸如曾成杰集資詐騙案中，倉促地對他執行死刑，讓公眾產生了諸多疑問。在現實中，有相當的死刑案件，其幕后都有關聯案件，牽涉到貪腐犯罪等，如果對死刑犯過早執行，那么對于后續的案件就是死無對證，不利于查清以后的案件，不利于打擊犯罪，同時難免給公眾以“官官相護”的印象，影響到司法公信力。

　　實行死刑“執行猶豫”制度，能起到緩解社會輿論壓力的作用，有利于減少死刑的適用。有些案件，在當時的輿論和群情激憤的情形下，罪犯似乎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時過境遷，公眾又覺得并非是非殺不可，甚至是對執行死刑感到遺憾。藥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當然，實行死刑“執行猶豫”制度只是學者建議，到底是否要實行以及如何來實行，必須認真調查研究，但對這個建議，立法機關應當認真考慮。 （江西 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