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代表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開進行“西藏獨立”活動，因遭到全國人民和國民政府的反對而不得不改變原議。1947年，英國幕后策劃邀請西藏派代表參加“泛亞洲會議”，在會場上懸掛的亞洲地圖和萬國旗中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來對待，經中國代表團嚴正交涉，會議組織者不得不改正這種錯誤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帝國主義加快了與西藏親帝分裂勢力勾結的步伐，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產黨混跡西藏”為借口，下令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及相關人員驅趕出西藏，制造了拉薩“七·八”事件。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決定派所謂的“親善使團”赴美國、英國、印度、尼泊爾等國，尋求對“西藏獨立”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加緊分裂國家的活動。1949年，美國人勞爾·湯姆斯（Lowell Thomas）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無線電評論員”名義在西藏圖謀“華盛頓給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國報刊上宣稱“美國已準備承認西藏為獨立自由”的國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國槍支彈藥經由加爾各答進入西藏，用以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歷史事實清楚地證明，所謂“西藏獨立”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是中國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的必然要求。

——解放西藏是各族人民的熱切期盼

1949年9月2日，中國共產黨授權新華社發表題為《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指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社論發表后，西藏各界紛紛響應和擁護，盼望解放軍早日進藏。就在新中國成立當天，十世班禪致電中央政府：“速發義師，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12月2日，原西藏攝政五世熱振活佛的近侍益西楚臣到西寧，向人民解放軍控訴帝國主義破壞西藏內部團結的罪行，請求迅速解放西藏。當時在西藏頗有聲望的藏族學者喜饒嘉措也在西安發表談話，譴責帝國主義策劃拉薩當局進行所謂“獨立”的陰謀。1950年初，藏族農牧民、青年、婦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剛剛解放的蘭州集會，要求解放西藏。

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在復電十世班禪時指出：“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愿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決策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企盼下，解放西藏的偉大事業正式開啟。

二、 實現和平解放

為了應對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和西藏地方的嚴峻局勢，滿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前往蘇聯訪問、途經滿洲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略決策。

——昌都戰役的勝利，為西藏和平解放創造條件

根據進藏交通狀況和西藏的民族、宗教特點，毛澤東主席提出“政治解決優先”和解放西藏“不應操之過急”的基本方針，中央人民政府隨后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先后多次派代表團或代表赴西藏進行勸和，爭取能像解放北平、綏遠、新疆等地一樣實現西藏和平解放。1950年2月，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張競成攜帶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致十四世達賴和攝政達扎·阿旺松饒的書信等赴藏聯絡勸和。3月，在中共中央批準和西南局組織下，與西藏政教界有著良好關系的漢族高僧志清法師由成都啟程赴藏。7月，以塔爾寺當才活佛為團長的青海寺院赴藏勸和團從西寧出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學者喜饒嘉措向十四世達賴和藏族同胞發表廣播講話，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同月，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達活佛一行赴藏。

然而，這一系列勸和促談活動，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西藏親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撓。與此同時，西藏上層分裂分子與歷史發展潮流背道而馳，不顧地方經濟凋敝而擴大軍備、調遣藏軍，妄圖以武力抵抗人民解放軍，還勾結帝國主義勢力，建立電臺、散布謠言，人為制造民族隔閡，派出所謂“親善使團”尋求一些國家對“西藏獨立”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意識到解放西藏已經迫在眉睫。西南局和西北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下，迅速做好進軍西藏的準備。進藏部隊按照“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原則，根據中央“多路向心進兵”部署，以十八軍為主力的人民解放軍分四路向西藏進軍，并于1950年10月取得昌都戰役的勝利。昌都解放后，召開了昌都地區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成立了昌都地區僧俗人民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員會。昌都戰役的勝利為促進西藏和平解放創造了條件。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始終沒有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戰役進行中仍催促西藏地方政府盡快派人來京。

——簽訂《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和平解放

昌都戰役的勝利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愛國進步力量進一步增強，西藏地方政局朝著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趨勢發展。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會議”決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談。十四世達賴在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中也表達了和平談判的愿望。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正式開始。雙方經過認真協商和充分討論，最終就西藏和平解放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于5月23日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十七條協議》明確：“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十七條協議》明確，對于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可以照常供職。《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大陸實現了完全解放，新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地位得到完整體現，團結了各方力量，維護了西藏社會大局穩定，保障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經濟、文化政策在西藏的實行，為西藏社會發展改革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得到全國各族各界的擁護。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報》用漢藏兩種文字對外公布協議全文，同時發表題為《擁護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社論，指出這是西藏人民從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北京、西安、重慶、成都，以及新疆、內蒙古等地各族群眾集會游行，熱烈慶祝《十七條協議》的簽訂。

同日，十世班禪及班禪堪布會議廳全體人員發表聲明擁護協議，表示“我們今后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領導，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0月24日，十四世達賴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個人名義，向中央人民政府致電擁護協議，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