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獨董”：拿錢、簽字、放行

　　作為源自歐美現代企業制度的“舶來品”，獨立董事本應為中小股東代言，具有投票否決權———來自滬深交易所的數據顯示，我國從2001年起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數萬次的投票中，多達7000余名上市公司獨董僅有47次表示反對意見，94次棄權，簽字同意次數幾乎達99%。

　　特別是在2012年，在深市大量中小上市企業中，僅有1例獨董投出反對票。部分“中國式獨董”的“拿錢、簽字、放行”現象愈發突出。

　　比如，部分上市公司陷入“比拼”獨董薪酬和行政級別的怪圈，特別是部分金融領域的上市公司獨董薪酬日漸攀升：中國人民銀行[微博]浙江省分行原行長謝慶健、福建省銀監局原局長劉南園，2013年在寧波銀行、平安銀行(10.15, -0.09, -0.88%)薪酬均達約37萬元。而在2010年年報中，大部分獨立董事薪酬還僅為5萬-10萬元。

　　事實上，不僅國企聘請前官員任獨董司空見慣，一些民營企業也不甘人后。比如，浙江寧波的上市公司雅戈爾(7.43, -0.06, -0.80%)，一度有5位獨立董事全部為退休官員。

　　A股獨立董事的另一怪相，在于“簽字放行易，盡職履職難”。

　　今年5月，天目藥業(14.14, -0.41, -2.82%)兩位獨立董事對年報投下反對票，隨后被大股東發起股東大會罷免。此前，伊利股份(26.21, 0.20, 0.77%)也曾上演同樣的獨董因堅持“獨立性”被罷免的奇觀：其前任獨立董事俞伯偉被罷免獨董后，公司部分國債買賣被曝出巨虧，但該項投資并未經過股東大會批準。

　　獨立董事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為了制衡股東，監管“內部人”。“但我國獨立董事由大股東聘任，薪酬由上市公司發放，是獨立性不足的根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紀鵬[微博]說。

　　“官員獨董”退潮仍需警惕盲區

　　從2006年《公務員法》首度明確官員退休后的“冷凍期”，中紀委、中組部歷年來已多次規范干部在上市公司兼職行為；財政部、教育部等部門甚至專門下發工作人員在企業兼職行為的暫行規定，明確所在系統副處級以上級別干部不得在外任獨立董事。

　　然而，“官員獨董”選任不夠透明，“根治”仍缺乏長效約束機制，依然使官員獨董數量不在少數。這類現象就帶來了三重弊端：削弱反腐效果、抬高企業成本、潛在不公平競爭。

　　一是借助任后“變現”，削弱反腐效果。據中紀委通報，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原副司長熊必琳已因涉嫌嚴重違紀被查。其退休后就一直擔任上市公司西王食品(15.57, 0.06, 0.39%)的獨立董事。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處處長蔡榮生落馬前，也曾身兼7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要警惕部分官員在任時為企業謀取非法利益，當時沒有收取好處，離職后到企業任職‘安全著陸’或兌現好處，成為受賄的一種隱蔽途徑。”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

　　二是多種途徑隱性兼職，抬高企業成本。赴上市公司等公眾公司兼任職，還只是獨董江湖的一個縮影。非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總量的主體，這些非公眾公司同樣也設有獨立董事等“外部式”職務，而赴民企任監事、非執行董事等顧問性職務的情況更為隱蔽。

　　三是助長了企業間競爭的“灰色因素”，還可能帶來不公平競爭。一些企業表示，由于行政隸屬之便，國有企業在引入曾經的監管者方面具有優勢。“這可能形成市場競爭中的天然優勢，對認真做事的企業也是不公平的。”一家民營創業板上市公司董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