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大眾，聯手商業公司、公關公司、部分媒體，在消費她的炫富過程中，培養起了極其低端的惡趣味，讓“壞女孩”漸漸長大。

　　哪個時代、哪個社會都不缺乏郭美美這樣離經叛道的“壞女孩”。略薩為壞女孩寫過小說《壞女孩的惡作劇》，德萊塞為壞女孩寫過傳記《嘉莉妹妹》，梅艷芳甚至有首歌就叫作“壞女孩”。可關鍵是，像郭美美這樣顛覆了大眾道德觀、價值觀，甚至顛覆百年紅會形象的“壞女孩”現實中并不多見。她似乎是“壞透了”的典范。

　　可問題是，她并沒有因為這一系列舉動而受到輿論的譴責，相反，她成了網絡紅人，成了變相揭露紅會問題的“女俠”，她參加的商演越來越多，有賭球公司找其代言，甚至連“接客”的價位都在水漲船高。我們是不是該反思一下，到底是誰給了郭美美這樣的壞女孩生存的土壤呢？是不是公眾一窩蜂而上地對郭美美的圍觀，才幫助她實現了依靠惡名聲獲取利益。

　　這些年，有著類似郭美美經歷的女孩不在少數，一路走來，一路將她們的丑陋展現給公眾，可她們非但沒有被大眾所唾棄，相反，依靠網絡形成的巨大“惡名聲”而爆得大名，繼而將名氣轉化為資源、金錢與利益。

　　因此，我們不得不問一句，在郭美美變壞的過程中，誰最有責任？

　　在郭美美變壞的過程中，那些不斷請她們商演的演藝公司、公關公司責任重大。不請郭美美參加商演，無疑就不會有人去給她捧臭腳，形成眼球經濟，自然她也就不可能興風作浪。當然，在這些壞女孩“變壞”的過程中，也有部分媒體的責任。

　　在這些離經叛道的“壞女孩”身上，哪見道德領域的譴責與唾棄？我們看到的卻是鎂光燈的追逐與聚焦，是不斷地上頭條，高價的出場費、代言費，是遠赴大洋彼岸的光鮮生活。似乎“壞女孩”們一旦獲得利益、成功，就可以將她們不擇手段上位的過去洗白。于是不少人在一邊消費這些“壞女孩”們的新聞，一邊發出的卻是羨慕與慨嘆。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國，“壞女孩”萊溫斯基因為插足“第一家庭”，這些年來活得像過街老鼠一樣，而我們的“壞女孩”們卻活得揚眉吐氣，名利雙收——這并不是我們這個社會變得寬容的表現，而是我們道德領域撕裂、是非界限模糊的典型體現。

　　將郭美美變壞的，并不僅僅是她那個看上去罪行累累的家庭，而是一些普通的大眾，聯手商業公司、公關公司、部分媒體，在消費她的炫富過程中，培養起了極其低端的惡趣味，才令她在泥潭中如魚得水地游了這么久。（陳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