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zhuǎn)變之大關(guān)鍵也”。對此轉(zhuǎn)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士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quán)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里的東方，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里的東方，僅限于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

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凡爾賽宮的舞會上法王穿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民眾爭看皮影戲；淑女養(yǎng)金魚，命婦乘轎子。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xué)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tǒng)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于“東方專制”。再后來，黑格爾發(fā)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jié)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后、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聽途說，沒人去過中國，沒人看得懂中文，沒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dāng)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luò)，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chǎn)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tǒng)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這不符合基本史實。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nóng)）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征稅都是由縣鄉(xiāng)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tǒng)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guān)系。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xué)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F(xiàn)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于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于我們工業(yè)化的成功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后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后，他先后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也有皇帝與平民聯(lián)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zhèn)手里奪取治權(quán)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訪問美國，當(dāng)聽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ǒng)在擴充海軍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dāng)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他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復(fù)之而不能去”。幾年后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說中國古代的“專制”也有“開明”之處[50]，儒家重民本，類似于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于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yīng)當(dāng)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yōu)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

羅馬之獨特價值，在于相信有限的沖突能創(chuàng)造活力。羅馬史家林托特說，“這個社會允許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xiàn)自我、成就偉大。這個社會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nèi)，有活力的沖突可能富有創(chuàng)造性”。羅馬之失不在于沖突，而在于沖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來予以調(diào)節(jié)，最終導(dǎo)致大分裂。“沖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jié)需要外敵。西方史學(xué)家們認為，羅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yōu)勢和統(tǒng)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yīng)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擊敗迦太基成為霸主后就開始了。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于一體與多元并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與多元。當(dāng)一體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dāng)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就開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于“儒家壓倒一切”，東漢亡于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與“多元”，是中國政治的永恒課題。

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fā)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xiàn)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xiàn)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xiàn)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chǎn)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