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久遠的摩崖石刻。經學者仔細辨認后，確定這就是東漢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銘”。無數書傳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作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們終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隊員在《燕然山銘》摩崖石刻旁工作。東漢永元元年（89），竇憲在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刻石記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100年后，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這一仗結束了漢與匈奴兩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

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亞史與世界史都將重寫。氣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農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漢羅馬相隔萬里，都面臨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了結于東漢，肇始于西漢。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饑荒，都靠舉國體制硬挺過來了。是以內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游走轉移天災，體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十二年的漢匈戰爭。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這兩個基地，日后東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這個勝利十分昂貴，文景兩朝的存糧被一掃而空。誰能捐錢捐糧，誰就能做官。“入羊為郎”的笑話就是這十二年里發生的。

“馬踏匈奴”石刻，西漢，花崗巖，高168厘米，長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現藏陜西茂陵博物館。石馬前蹄將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緊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掙扎。

最大的尷尬發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戰。匈奴渾邪王率四萬部眾投降，漢武帝決定在邊郡劃出五個屬國好好安頓。他詔令長安地區的商賈捐獻兩萬乘車馬給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費”。但沒有商人肯捐。劉徹怒極，要砍長安縣令和五百商人的腦袋[32]。

大臣抗諫說，匈奴連年搶掠，現既得了俘虜，就應當賜給死難戰士之家做奴仆以補償。現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養，讓良民去照顧，就像奉養驕橫的兒子一樣，這是傷害中國之根本[33]！

漢武帝默然半晌，沒有聽從，依然出錢安頓好了這批匈奴部眾。只不過錢不是由國家財政出，而是由皇室內庫出。有人說，漢朝開邊與其他帝國殖民沒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戰敗者為奴隸、還自掏腰包去供養戰敗者的“殖民者”？與漢匈戰爭前后腳發生的，是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羅馬將迦太基全城夷為平地，將投降的5萬老幼婦孺全部賣為奴隸。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出現了大規模破產——“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小農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只好將田宅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了與羅馬類似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并。投機商和大地主們從來“不急國家之事”，商人們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34]，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35]。

從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論農商矛盾的解決辦法。一種是賈誼的“重本抑末”。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書》里對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稅、禁止貿易、把旗下伙計都發配去修路等等，可商業是西漢繁榮的基礎，豈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種辦法是晁錯的減免農業稅。這是典型的儒家，萬般困難一招鮮。可減免了稅，中央財政又拿什么去抗災打仗？文帝景帝都難以定奪，就這樣繼續熬下去。

最終解決的還是漢武帝。有人為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農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個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商人。

（二）儒商的家國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十三歲，進宮是為了給16歲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時，桑弘羊已經進宮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的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廷里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制鹽鑄鐵行業，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掌握了最大財源。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商民爭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東漢制鹽畫像磚拓片，形象再現東漢時蜀地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劉徹任用著名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壟斷最大財源，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征稅制。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絡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絡解決價格波動。桑弘羊還統一了幣制，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只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又賑濟了北方饑民。

初創的宏觀調控亦有缺陷。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格經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常亂征收物產[36]；告緡制度中，為了征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稅，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桑弘羊在晚年承認政策初衷與官僚執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之”。雖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還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37]。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后，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典。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后，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恒的話題——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中國的商道一開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自由經濟能否徹底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兩千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克拉蘇之死》，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與愷撒、龐培并稱“前三頭”，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