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 王倩、儲成君

當前及“十四五”期間，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經濟發展面臨新形勢、新挑戰，生態環境保護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更加突出的挑戰。

生態環境質量實現總體改善，美麗中國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生態環境總體改善。據《2019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9年，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年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23.1%。達到或優于Ⅲ類水體比例比2015年提升8.9個百分點，國控劣Ⅴ類斷面比例比2015年下降6.3個百分點，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總量累計分別下降11.5%、11.9%、22.5%、16.3%。同時，綠色發展水平明顯提升，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順利推進，形成了一批有效方式方法，解決了一大批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全社會生態環保意識顯著增強。

面向未來一段時期的生態環境保護要求，黨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美麗中國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詩意表達，同時具有深厚的哲學和科學含義，代表著人與自然在較高發展水平上的協調統一，生態環境根本好轉是美麗中國基本建成的前提與重要特征。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這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研判生態環境形勢的基本前提和總體要求。

“三個沒有根本改變”是當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根本特征

近年來，雖然生態環境取得了明顯改善，但是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正如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今年兩會上指出的“三個沒有根本改變”，這是當前生態環境保護的根本特征。

一是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以公路貨運為主的運輸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8年我國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7.2：40.7：52.2，第二產業比重依舊偏高，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二產業比重是美國、歐盟、澳大利亞、日本的2.15、1.79、1.62、1.34倍。在能源結構方面，2019年版《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顯示，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煤炭消費國以及金屬礦產消費國，約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4%，約占全球煤炭消費量的50%。《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57.7%，占比超過一半以上；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僅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3.4%。京津冀區域單位國土面積的煤炭消耗量是美國的40多倍。在運輸結構方面，我國運輸結構仍以公路貨運為主，2019年約占74%。有關數據顯示，就單位運量排放主要污染物數據相比，公路貨運是鐵路貨運的13倍。

二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嚴峻形勢沒有根本改變。生態環境部日前公布的《2019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簡況》顯示，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濃度尚未達標，我國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城市數量仍不足一半，其中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僅為53.1%；七大流域中的五大流域（黃河、松花江、淮河、遼河和海河）為輕度污染，開展營養狀態監測的107個重要湖泊（水庫）中有28%的湖泊（水庫）處于輕度或中度富營養狀態；全國有32.6%的縣域面積生態質量為較差和差。

三是生態環境事件多發頻發的高風險態勢沒有根本改變。在制藥、化工、造紙等高風險行業企業集聚的沿江、沿河、沿海區域，水環境受體敏感性高，突發水環境事件風險突出。長江、黃河、珠江等重點流域，大量工業企業沿江河而建，特別是化工園區和重點化工企業環境風險預警體系建設不完善，一旦發生突發環境事件，將對流域水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危及飲用水安全。環境風險預警防控體系薄弱，重點流域、重要水源地環境風險預警與防控體系尚不健全。安全生產事件引發的次生環境風險事件也不容忽視。

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給生態環境保護帶來的壓力不容忽視，生態環境保護需久久為功

從國家發展階段看，到2035年我國將整體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基本實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水平，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將處于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民生活高品質提升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的協同推進時期。

一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期，全要素生產率有望提升，制約綠色發展方式形成的不利因素猶存且影響程度可能加大。由于GDP基數不斷變大，經濟增速平穩回落，2019年我國GDP同比增長6.1%，比上年回落0.6個百分點。受疫情影響，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同比下降6.8%。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結果顯示，2020年全球GDP分別下降5.2%和3%，我國GDP仍分別增長1%和1.2%。“十四五”期間，經濟增速回落一定程度上降低對資源環境的新增需求，減輕生態環境系統性負荷，但部分地區統籌發展和保護的難度加大，對傳統產業和粗放發展存在路徑依賴，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減弱、保護意愿下降、行動要求放松、投入力度減小的風險有所增加。

二是產業、能源、交通等結構調整仍將長期處于膠著期，持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仍需長期努力。據有關機構預測，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依然處于高位平臺期，鋼鐵、石化、火電等我國傳統重工業行業主要產品產量將在2020年左右進入峰值，并保持5年-10年左右的峰值平臺期。“十四五”時期煤炭消費總量仍將增加，能源消費總量將達到56億-57億噸標準煤。2019年鐵路貨運量比重為9.2%，公路貨運比重為73%，以公路貨運為主的運輸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機動車保有量仍將繼續增長。

三是科技革命加快推進，科技治污的需求對新技術研發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時期，我國有望進入科技紅利期，以信息科技為核心的未來網絡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無人工廠、無人車間、無人物流、無人售賣將逐步成為常態，對產業結構、社會就業、倉儲物流、用戶體驗等產生革命性影響。以新能源科技為驅動的儲能釋能技術，以材料科技為支撐的制造技術革命，將全方位革新社會生產、生活、消費等。這既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清潔化、綠色化升級，從根本上改變環境污染特征，同時新技術、新業態也將給生態環境治理帶來新手段，有助于持續提升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四是隨著城鎮化發展深化，社會結構和群體訴求趨于多樣，優質生態產品供給水平和需求將不斷提升。城鎮化仍將是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推力與標志，中西部地區處于城鎮化加速時期，將是城鎮化主要動力板塊。“十四五”時期，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億人，超過20%，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我國人均GDP將達到1.3萬-1.4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接近總人口的一半，網民數量超過10億人，總體進入消費型社會、網絡型社會。信息渠道增多，傳播方式和表達訴求方式跨入全民“微時代”，社會價值觀更趨多元化，社會治理認同度正面臨挑戰。隨著生活方式改變和消費升級，新技術、新業態的發展應用帶來新型生態環境問題，快遞包裝物、電子廢棄物、海洋微塑料等問題凸顯。

五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管理體系、能力機制形成還需要較長磨合期，綠色發展機制還不完善。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改革頂層設計基本完成，相關文件已經出臺，但距離各地區、各部門建立完善的機構、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形成有效配套機制與能力，落實各項改革要求，實施有效管理，還需要一定時間。特別是新形勢新要求下，生態環境監管能力和環境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壓力較大，地方在整合組建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執法隊伍等工作中還有較大差距。

總體而言，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期，受疫情防控、中美經貿摩擦等因素疊加影響，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國內外形勢極為復雜嚴峻。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入提質發展階段，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經濟增速、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城鎮化發展、社會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但由于“三個沒有根本改變”，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要求更加迫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仍處于攻堅克難、負重前行的關鍵期。

“十四五”期間，應堅定不移地堅持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底線思維，面向美麗中國建設目標，穩中求進、統籌兼顧。從強化綠色發展機制入手，以綠色發展為主線布局產業優化和結構調整，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不斷增強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內生動力，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民生活高品質提升、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