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記初心,不忘本源

市場成熟一步,風險未必就能少一分。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證券公司這個一頭連著普通投資者,另一頭牽著上市公司的中間人,由于認知錯誤,走錯了一段路。

當時中國一共有130多家證券公司,關閉了接近30家,這樣的整治力度,在金融領域來看都是空前的。

這些券商究竟錯在哪里了?尚福林表示,一種錯誤的觀點是,證券公司認為自己可以像銀行拿存款進行貸款一樣,拿客戶保證金做自營業務,也就是拿客戶保證金自己買賣股票。

“一位券商老總甚至問我,‘為什么銀行能用存款放貸,我就不能用保證金投資?’顯然是理念本身有問題,存在銀行,是存款,銀行是承擔風險的;錢放在證券公司,是保證金,你用了算挪用,股價一跌還不上保證金,就會出現擠提,發生流動性風險。”時至今日,對于那位券商老總的一問,尚福林依舊覺得震驚。而在當時,最大的窟窿是一家券商欠了客戶近百億元的保證金。通過證監會對證券行業的三年整頓,證券公司保證金從此都要托管到銀行,證券公司后來基本杜絕了這類問題。

不斷地加強市場建設,使中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完善。

開得起玩笑,較得住真,這是尚福林留給很多人的印象。在金融監管這條路上,他一直在路上。

2011年金秋,當時的中國銀監會迎來了新主席。從金融街33號出門往西走,再拐個彎,步行十分鐘就能走到金融街甲15號。

中國銀行業經歷“黃金十年”的大發展之后,風險和問題又一次處于爆發期。尤其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4萬億元刺激政策之后,很多已經停工的企業又復工,不良貸款率表面上是下來了,但很多不該拿到錢的“僵尸企業”也起死回生了。到2012年,經濟形勢開始出現反轉,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風險“水落石出”,不良貸款和不良率出現反彈。中央也反復強調,這一階段金融系統的工作目標就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恰于此時,尚福林來了!他肩負著推動中國銀行業走上更為長遠健康發展路徑的使命。為完成這一重大使命,尚福林打算從全球銀行業公認的監管“神器”巴塞爾協議II在中國全面實施開始做起。

在這一過程中,尚福林清醒地意識到,監管者不是只要會念“緊箍咒”就行,監管同樣需要講策略,講藝術。“比如巴塞爾協議II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會抑制商業銀行的貸款沖動,對應中國有句古話就是‘將本求利’,這是對的。但征求意見時銀行說有困難,也可能削弱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因此我們就反復商量,怎樣才能把克服當前困難與實現長遠目標更好結合起來,包括適當設定過渡期、拓寬資本補充渠道、對不同性質和重要程度的銀行分別設定不同的資本標準等,到現在看,預期的目標基本上都平穩實現了。”

經濟形勢的快速變化,還讓一些短期流動性有困難的企業雪上加霜。為了保證未來有前景的企業能夠渡過臨時性難關,尚福林和銀監會的相關部門,研究并推行了債權人委員會制度。“債委會通常是在企業破產階段為了清算才有的,而我們是為了支持企業,把它的功能前移,由借企業錢的銀行共同判斷,一起決定對這家短期出現問題的企業,是該增加支持、保持原有額度還是的確要收回貸款。這樣就減少了因為個別銀行非理性地抽貸停貸引起市場震動,這個事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推廣,為這些年我國經濟保持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銀行業敏感而重要,遵守金融基本規律,堅守底線規則對銀行業穩健發展至關重要。前些年,在金融開放的旗號下,類金融活動盛行,小貸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的呼聲一度高啟。“銀行是拿存款的錢在放貸,小款公司是拿自己的錢在放貸,這二者遵循金融規律和市場規則完全不同,根本就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機構,不可能進行轉制。從近來類金融的亂象來看,我們守住這條紅線是對的。”

2017年2月,尚福林到了全國政協,現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到了政協,他依然持續關注著金融風險防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重點金融話題。

坐標很多,經歷很多,思考亦很多。面對今天中國金融業的任務單,深思熟慮之后,“監管老兵”尚福林有幾句肺腑之言。

“最想說的,還是金融業不能忘記本源,要支持實體經濟。”無論是國際經驗,還是國內的一些嘗試,尚福林總結出的一條規律是,金融業來自實體,服務實體;金融如果離開本源,過度發展衍生品,肯定要出大風險,一個機構如此,整個金融行業也是如此。相反,從幫助實體中獲得自身的發展,才是金融業不斷發展的根本所在。

他還特別提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將信用體系建設,特別是企業商業信用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上考慮。”尚福林多次如是說。迄今而至,全球股票市場有200余年的歷史,而股份制的歷史長達400-500年,早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這個公司的定位就是“皇家特許經營的股份制公司”。換句話說,成熟市場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發展股份制,在股份制基礎上發展股票市場。回顧國內,我們先有了股票市場,后有企業改制上市,當前股票市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企業的商業信用積累明顯不夠。“加強社會信用基礎設施建設,不是搞個征信體系就行了,而是要加強全社會的信用建設。社會信用的提高可以降低社會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社會信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人失信,整體受影響,就像前幾年一個老太太摔倒了,扶起來的人還要擔責,導致扶不扶成了社會問題。再比如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一旦連續幾個企業違約,會抬高整個市場的利率水平,導致企業整體融資成本上升。”而尚福林斷言,如果社會信用水平提高了,商業信用上去了,直接融資比例自然也就上去了。

對于今天的金融從業者,尚福林認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要加深對金融運行規律的認識,自覺遵守金融運行的規律和底線。“監管者為了保護投資者出了很多政策,比如現在發展私募基金,對人數和額度進行限制,為的就是防范風險,把不適合的投資者攔在外面。但現在,一些私募基金搞得像公募基金一樣,誰都能來參與,這樣的投資前途不定、風險更大。一旦違背規律,就會出問題。”尚福林顯然有些擔心。

這就是尚福林的風格,事關監管,必須較真。但他并不否認互聯網“這條鯰魚”給金融業帶來的活力:“互聯網和金融結合好了是好事,但這種結合應該是金融+互聯網。因為銀行管著別人的錢,它考慮的是穩;互聯網的思路是贏者通吃,做法是通過燒錢迅速擴大,甚至獨占市場,以此為做事宗旨,拿到金融上來,所走的路就未必是正確的了。”

回頭一看,從進櫻桃園分理處的大門,到如今與那些奮斗過的坐標遙相呼應,尚福林45年的從業經驗,何嘗不是一部中國新時期金融監管的教科書?就在成稿之時,尚福林帶領政協調研小組,依然在為實體企業發展尋找優化路徑。

出走半生,歸來仍年輕。而保持年輕最強大的動力,或許不是經歷,而是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