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市場更多機會

在經濟學中,貨幣是價值尺度,而貨幣本身還有價格,它通過利率得以表現。

1984年,人民銀行決定剝離其他業務,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進行利率管理,同時對商業銀行實施再貸款。這是一套之前沒有過的體系,人民銀行為此專門成立了利率處,尚福林任副處長。

一個至今被金融業老人們銘記的事實是,從1953年開始,到1984年人民銀行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為止,漫長的時間跨度里,中國銀行業的存貸款利率長期保持穩定,期間雖然存款利率隨著通脹的變化有過變化,但變化也不大;即使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貸款利率也基本保持在6%的水平,連續多年幾乎未曾改變過。

尚福林和同事們的第一大要務,是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大變化,讓多年無法反映市場需求變動的利率水平“動起來”。

當這項工作猶如當年自己的經歷一樣無背景、無基礎時,尚福林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看書學習、交流研討、調查研究,梳理矛盾、搭建框架、琢磨細節,經過反復打磨,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質變,形成了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利率調控體系,到現在為止,人民銀行的利率調控體系依然能夠若隱若現地察覺到當時那套體系的影子。

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在日漸深入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實現這些目標,中央銀行越來越不宜直接伸手干,而是更多通過中介目標來完成。

那么,計劃經濟時期可以控制現金總量,改革開放之初管貸款限額,隨著市場經濟越來越活躍,企業獲得資金的渠道越來越多,這時的貨幣政策該管點什么?答案是管貨幣供應總量。

“世界各國對于中介目標的選擇并不一樣,比如美國是直接管利率,這是因為它的貨幣是給全世界用的,它不必糾結于票子到底發了多少,只要管好利率就行了。我們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之后,控制貨幣供應量,也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創舉。”說來輕松,但要管好貨幣政策,尚福林和同事們推動并見證了中國貨幣市場諸多個從無到有。

經歷和參與了“大一統”的人民銀行到“央行”的一系列深刻變革之后,尚福林的事業坐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定位在了金融機構。

2000年2月,尚福林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當時這家銀行面臨嚴峻的市場競爭,業績已經連續三年虧損。而尚福林上任第一天,就用一條“軍令狀”來倒逼自己和整個團隊———三年內要實現扭虧。

植根于農業大國的農業銀行,怎么會虧損呢?沒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不免一問。一個必須要交代的背景是,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銀行都是各管一攤,比如工商銀行只管工商企業的貸款需求,建設銀行主要管基建貸款,中國銀行主要負責海外業務,農行的業務在農村。后來,為了增加銀行間的競爭,從1994年開始,“專業”標簽走下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商業銀行,當時還有個口號——農行可以進城、工行可以下鄉、中行可以上岸、建行可以破墻。

方向沒錯,但農行進城路走得并不順———城里的客戶早就和過去合作過的銀行形成了長期合作關系,存量競爭農行沒有優勢。尚福林到任之后就和大家伙商量,要找一條新路,跟別的銀行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

在他的主導下,步入新世紀的農行,將眼光也落在了那些未來潛力巨大、當時未獲關注的新興市場,比如汽車貸款、房地產按揭等。

“農行做汽車貸款,大量做的是城市出租車貸款,那會兒談合作經常是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地拿下,我們一度把汽車貸款業務做到了四家大行中份額最大的。”

在商言商。靠著精細謀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當時定的是三年扭虧目標,尚福林和他的團隊只用了兩年就實現了。在這兩年里,尚福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銀行應該積極開拓新市場、新業務,構建起實現金融與經濟良性互動的市場化內生性機制,這樣做既能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又能為銀行帶來自身收益。

農行這個攤子剛收拾出模樣,掌舵者的坐標又變了。

2002年12月,尚福林任證監會主席、黨委書記。

這廂坐進主席辦公室,那廂媒體的質疑報道就出來了。

尚福林到證監會之后第一篇媒體報道,題目是“尚福林為什么要來坐火山口”。

當時的情況是,由股權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積累下的問題非常之大,而推動國有股減持的工作,因為股價不斷下跌而幾近擱淺,甚至在國務院終止國有股減持之后,股市還在慣性下跌。當時媒體認為,尚福林坐上火山口就最好不要再碰這個“燙手山芋”了。但尚福林更加擔心的是———既然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靴子總不掉下來,問題和風險可能越拖越大。

治病除根,這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尚福林當時唯一的想法。

病根很明顯,由于股權分置,一部分拿在散戶手里的股票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拿在企業手里的國有股和企業股不能流通。但“暫不流通”這四個字是企業與散戶約定的合同行為,并不是法律規定,股市建立之初,這樣約定有利于避開爭議,推進了股市的建立,這對剛剛誕生的股票市場更好激發活力和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好的地方恰恰也跟價值有關——一個連股票全流通都實現不了的市場,市場的重要功能“價值發現”從何談起?

“當時的國有股、法人股沒有市場價格”,尚福林回憶,按當時規定,股權轉讓只能用凈資產來做,當時平均下來的市場股價約4元,而國有股凈資產只有平均1.8元-2元,以這樣的價格引進外資,作合資企業,國有股肯定作價過低,也不符合股價估值的基本邏輯。實際上,這些問題有一個指向,那就是股票價格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場定價,這個市場不完善,而完善市場又是改革開放的重大使命之一,也是股票市場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去病根的藥方“既不能割斷歷史,又不能迷失方向,關鍵是找出一個能夠為各主要利益關聯方接受,又能真正解決問題的路子”。“按照合同法,如果單方要改變合同條件,要和對方商量,市場稱這種情況叫做對價,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搞硬性統一規定,因此我們提出‘統一組織、分散決策、分類表決’的操作思路。簡單說,就是通過流通股股東和非流通股股東協商‘全流通’方案,一企一策分散決定具體‘對價’方式。由于當時大部分上市公司國有股占大頭,為保護市場各方的利益,采取了兩次投票的模式,第一次是全體股東投票,第二次是散戶投票,兩次投票都要過2/3,較好地貫徹了市場化法制化方式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全流通之后,市場機制進一步完善,市場發現價格的作用也就能夠較好地發揮了。換句話說,股權分置的尾巴割掉了,市場化進程又邁進了一步。”談論如此復雜的往事,尚福林講得如此簡單明了。

在公允的評價中,尚福林作為第5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也是提出股權分置概念并將其付諸實施的第一人。資深證券專業人士華生曾撰文道,“股權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了中國資本市場定價的市場化,恢復了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為大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全面降低和化解金融風險提供了基礎和平臺。沒有這個平臺,后來的融資融券、股指期貨、創業板的推出都完全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