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技”是體悟“道”的途徑和方法，所以對“技”的掌握程度以及理解的差異將直接影響工匠能否抵達“道”的高度。可以這樣說，對工匠而言，掌握高超的技藝是體悟“道”的基本前提，但這并不意味著因此就可以體悟到無形的、難以言表的“道”。在我國古代的工匠中，有著高超技藝的人不少，如宋代的潘谷，不但善于制墨，而且鑒賞能力也很高，能達到“揣囊知墨”的程度，不管是那個品牌的墨，即便是用布裹著，他都能聞出來。《太平廣記》卷八十四寫一個叫奚樂山的木匠，手藝更是了得，一個人能干很多人的活，所做的器物十分精妙，錙銖無失，達到“眾共驚駭”的程度。紡織工也有很多技藝高超的。據《舊唐書·五行志》記載，唐中宗李顯的女兒安樂公主有一件毛裙子，“合百鳥毛，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看為一色，影中看為一色，百鳥之狀，并見于裙中。”[14]如此精美的裙子，普通的手藝人是織不出來的。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無論是潘谷、奚樂山還是手藝高超的織女，都尚未達到“道技合一”的境界，因為他們并未從自身手藝的習得過程中，體悟出“道”來。只能說他們已經有了體悟“道”的條件。

真正的“道技合一”的境界，是不以技藝的提升為目的，而是通過“技”的過程來體悟“道”的真諦，從而實現人生意義的超越。同時通過對“道”的認識和體悟，促進“技”的爐火純青。莊子筆下的庖丁就是這樣的工匠，他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如此高超的技藝，令文惠君拍案叫絕。但庖丁解牛的妙處并不在于他的技藝，而在于他的認識和體會。庖丁“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當然他對“道”的認識也是以技藝的提升為前提，剛開始學解牛的時候，“所見無非牛者”，經過三年的訓練，便“未嘗見全牛”了，最后“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做到了“依乎天理”，從而游刃有余。每次完成解牛，都“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這就是由解牛得到的超越與滿足。這樣的人物在莊子筆下還有很多，如梓慶、輪扁等，都是由“技”入“道”，最終實現了“道技合一”。這種“道技合一”的境界，是古代工匠的終極追求，如能實現，便是大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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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377.

（曾美海系畢節市委黨校文化與社會教研部講師，羅同昱系民建畢節市工委專職副主委、副教授。該文在今年民建中央宣傳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聯合開展的“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中發掘傳承工匠精神”課題征文活動中榮獲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