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 駢文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體現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哲學思想，不偏不倚、照顧全面。中國人講究平衡、對稱、協調、和諧之美，在建筑設計中有充分體現，居住空間的對稱性就熏陶了國人的生活思維方式。駢文寫作體現了這一思維方式，也訓練了國人的平衡與和諧。

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中，以偶數為美，如好事成雙；以偶數為吉祥，如雙喜臨門；以陰陽求平衡，如左鄰右舍。這是因為偶數句式在節奏上具有和諧之美。在先秦時期的諸子名言中也多是駢句，如《論語·里仁篇》中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將人分為兩種人格：君子和小人，并將這兩種人格的體現也解釋了出來。不僅如此，在古詩詞中，很多名句也是對偶句，如杜甫的《春夜喜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五言詩的中間兩句是工整的對偶、對仗句；再如杜甫的七言詩《登高》的中間兩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這也是工整的對仗，體現了中國人這種平衡和諧的追求。

二、 駢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成就了體現中國文明智慧的數量巨大的成語系統。

駢文，最早的是駢句，在先秦時期，對偶的最初是排偶，因而，從駢句到駢文，從駢意到駢辭，從排偶到對偶，看出中國文學的自覺追求的漸次過程，在魏晉初步完成了轉變，對后來影響巨大，也使永明體詩歌走上了對偶，繼而在近體詩中，中間兩聯對偶成為必須，成為通例并定型。

賦與駢文整合形成了駢賦的文體，使古賦走上了駢偶化，成為了賦的新形態。在唐代科舉中引導著所有的文人學習、推廣。對偶化的駢辭麗句，進而影響了戲曲和小說。五代時期，對聯的形成和在生活中的廣泛運用，證明駢文對大眾生活的影響，使藝術生活化和生活藝術化具有普遍性。現代社會，賦這種文體已經復活，在景區、公園等公共設施中非常多見。還有對聯，也已經常見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國人過春節，一定要貼對聯，它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一種體現，這說明駢文這種文體已經通過其他的方式成為人們生活中文化的載體。

在我們的漢語中，駢文通過成語這一形式，將歷代文學著作和圣賢的思想凝固，形成簡潔的、并列結構的、偶對型四字格或對偶句式的成語，體現著中國文明文化的特征，如“天圓地方”、“鶯歌燕舞”、“乘風破浪”、“風花雪月”、“閎中肆外”、“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古代圣賢就是用這樣對偶的方式來表達一種思想，這種思想還體現了一種深厚的智慧，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

剛才我們提到劉勰的《文心雕龍》，它就是通篇駢文，被稱為中國古代文論的高峰。清人吳尚先寫了一篇醫書，叫《理瀹駢文》也是通篇駢文，成為是中醫理論的絕唱。

王勃曾在《滕王閣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對偶句和用典，如：“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十旬休假，勝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滿座。”語言簡潔、凝練，對句工整，不僅體現了一種文采，更具有典雅之義。在清代，小說家陳球的《燕山外史》，是一部駢體小說。“暮暮朝朝，色界誰知是夢；顛顛倒倒，塵緣孰道為魔。球，只替古人，擔憂不淺；非干己事，抱恨偏多。嘆潘郎擲果雖多，朱顏改色；嗟杜牧尋春己晚，綠葉成陰。冊守兔園，詎識玉臺新詠；帙披螢案，奚知金屋嬌容。然而舊院宮人，能談前事；隔江商女，解唱后庭。地老天荒，畢竟悲多歡少；海枯石爛，大都別易會難。積成萬種深情，添出一番佳話。”對仗文辭，自然流暢。

除了大量的文學散文外，古代的奏表、公文、書信、墓志，也都是駢體文。這種書寫方式還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將中國文化傳播出去。因而，它是中國話語方式的重要載體。

三、 駢文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規則，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在魏晉南北朝以后，駢文一直是官方的話語體系，是中華文化的書面規則。隋唐以后，官員的選拔制度、科舉制度中使用的文體除詩歌外，多用駢文句式，這樣就熏陶了官員的文采，因為歷代文學家隊伍的構成多是官員，這也成就了歷代的文學的興盛。駢文的對偶訓練，不僅鍛煉了官員的平衡思維，處理問題注重和諧，講究對應，不走極端，而且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客觀上產生了影響。

駢文作為書面話語標準，也將中原文化帶向邊疆周邊擴散。在廣西上林縣留存的嶺南第一唐碑《智城碑》、《大宅頌》，就是運用駢文的作品，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嶺南偏遠地區的迅速傳播。初唐時期的盧藏用在廣西容州刻碑的《景星寺碑銘》與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上林縣《智城碑》、陳集源《龍龕道場銘》等，分別是中原駢體文風播衍于嶺南地區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景星寺碑銘》的句式和用典情況，體現了初唐時期中原駢文的典型特征，以之作為參照，可以看出，嶺南唐碑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它們與中原文風的關系。（郭海瑾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