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五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回音，那是一封掛號信，信封上寄件人的簽名是巴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里面是一本巴金剛剛在廣東出版的新書，是他的序跋集。翻開一看，巴金在扉頁上給我題了兩行字：“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贈麗宏同志，巴金”這兩句話很樸素，但這就是巴金一生的寫作經驗。

巴金

我小時候讀過很多書，有些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童年剛開始看書時，不注意也不留心作者，只有喜歡的書才會回過頭來看這本書是誰寫的或者是誰翻譯的。大概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讀到愛爾蘭作家王爾德的童話《快樂王子》，深深地被吸引，被感動，人類的同情心、愛心、高貴的感情，用這么奇特的方式表達出來，那么優美的文字！我記住了這本書，也記住了這個作家。以后便想方設法找王爾德的書來讀。《快樂王子》也許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那種高貴的愛，有永恒的生命力，這個世界、人類社會形態的變化再大，這種同情和博愛，不會隨之改變。當時要找王爾德的書，很困難，只找到了一部分，有小說，也有戲劇。但是讀這本書我還認識了另外一個作家，這本書的翻譯者———巴金。巴金年輕的時候翻譯了很多外國文學作品，文字非常優美。我第一次認識巴金不是讀他的《家》、《春》、《秋》，而是讀他翻譯的《快樂王子》。我小時候的讀書習慣就是看到好的文章、好的書就記住作家的名字，然后去找他的書，這是我拓寬閱讀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渠道，而且這個渠道是不會錯的。我找到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憩園》、《寒夜》，還有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寫的散文，新中國成立以后寫的散文，我小時候都讀過。說心里話，我讀巴金的書覺得很有點壓抑，他都是寫在黑暗的時代，知識分子追求理想、追求幸福、追求真理，最后都是頭破血流的失敗結局，這對一個在新中國出生的孩子來說太沉重、太壓抑了。但我讀巴金的書，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從他的故事、他的敘述中，我感覺到他對世界充滿了善意，盡管他很苦惱。

趙麗宏

我第一次看到巴金是在1967年夏天，上海開一場批判大會，批判文藝界“黑線人物”，以巴金為首。我當時是一個學生，看到了這場批判會的電視實況轉播。巴金，頭發是灰白的，他在批判會上沒說一句話，只是站在那里，看著眼前的景象，臉上是無奈的、愁苦的表情。在“文革”中，我們不知道巴金是否還活著，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他的書則是不讓看的禁書。“文革”結束后，巴金才重返文壇。1977年5月，上海開第一次文藝座談會，我是被邀請的最年輕的一名業余作者。去開會的時候，在門口遇到一位老先生，是《文匯報》的編輯，他告訴我巴金也來了。10年后的巴金，已是滿頭白發。那天，上海的《文匯報》上發表了巴金的文章，寫了他在“文革”10年中的遭遇。

巴金一直強調要說真話。他說，“說真話”其實是做人的底線，尤其是寫書的人……他這是在剖析自己的靈魂，嚴厲、真實。

后來我忍不住給巴金寫了一封信。那時候我剛剛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我寄了一本《生命草》給巴金，并且希望巴金能送一本他最近出版的書給我，希望他能在扉頁上給我寫一句話。信寄出去以后，我覺得巴金不會理我，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也沒多少名氣，巴金這么忙，他會理會一個陌生的年輕作家的來信嗎？沒想到，就在四五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回音，那是一封掛號信，信封上寄件人的簽名是巴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里面是巴金剛剛在廣東出版的一本新書，是他的序跋集。翻開一看，巴金在扉頁上給我題了兩行字：“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贈麗宏同志，巴金”這兩句話很樸素，但這就是巴金一生的寫作經驗。他也有過教訓，寫過自己不熟悉的、沒有感受而硬寫的文章，這些都是教訓。當時我激動的心情可以想象。我也沒有想到后來我和巴金成為忘年之交，有很多機會和他交往接觸，當面聆聽他的教誨……

我寫過一些回憶“文革”的文章。其中兩本和“文革”有關的散文集，一本是《島人筆記》，冰心為我題的書名，寫我在“文革”的經歷和見聞。另外一本是《在歲月的荒灘上》，寫我“文革”期間下鄉插隊的真實經歷。但我覺得只是用這種紀實文體寫是不夠的，“文革”這段歷史是中國文學家的富礦，它可以寫出非常深刻的作品——為什么會發生這么荒唐的事情，人性被如此扭曲，文化被如此踐踏。我一直想寫一本小說來反思這段“文革”的歷史，在心里醞釀了很多年。最近我把這件事情做成了，就是剛剛出版的兒童長篇小說《漁童》，小說先在《收獲》上發表，再由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出書。這是以一個男孩子的視角來看這段歷史。我寫了“文革”對人性的扭曲，“文革”對文化的摧殘，但我不是為了展現黑暗和丑陋，而是要傳達這樣一個信念：不管發生什么事情，人間的美好感情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文化和文明的意志是不可能被消滅的，這種傳承也是不會中斷的。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受到巴金真誠的感染，是我對巴金的紀念，是向這位偉大的說真話的作家致敬。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