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政協:推動履職能力現代化（議政·協商民主進行時）

　　“對阻撓政協民主監督的，政協可建議黨委、政府追究有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8月初，杭州市委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意見》，這份在全國范圍內尚屬先例的文件，其中不乏“狠話”和“硬約束”。

　　杭州市政協委員履職，從此又多了一把“尚方寶劍”。這“尚方寶劍”的威力，來自剛性制度的健全。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人民政協應有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杭州市政協正在進行的履職能力現代化探索，令人期待。

　　制度硬起來，腰板挺起來

　　政治協商，想協商就協商，不想協商就不協商；民主監督，監督誰？監督什么？怎么監督？不甚了了；參政議政，說了白說。在一些地方，這曾是政協履職的常態，究其原因，還是缺少科學的制度體系支撐，履職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做得不夠。

　　杭州市此次出臺的文件，其中最大的亮點，是下面這段話：“要把能否重視支持和自覺接受政協民主監督，列入黨委、政府督察機構的督察內容，列入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工作的年度考核內容，列入檢驗黨政領導干部基本政治素質的一條重要標準和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參考。”

　　簡言之，“三列入”：列入督察、列入工作考核、列入干部考核。盡管從文件到落實仍有不少要做的事，比如細化考核辦法等，但如此硬性規定，還是讓人對制度的效用充滿期待。

　　事實上，伴隨著協商民主發展大勢，杭州市頻繁出臺政策，一個日漸清晰的政協履職制度環境正在形成。比如，提出政治協商“兩個納入”制度：納入黨委議事規則、政府工作規則，納入黨委、政府及其辦事機構辦文辦會的必經程序和重要內容。這就意味著，政治協商這一政協的首要職能，與黨委政府工作和程序實現了有效銜接，“協商在決策之前”，不再是一句空話。

　　記者手頭有一份杭州市委辦公廳發的紅頭文件，內容是杭州市政協2014年度協商計劃。以什么形式協商，協商什么內容，由哪些人參加，一目了然。這份由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協3家辦公廳聯合發的文件，具有很強的約束性和調動資源的能力。

　　在杭州，政治協商已經形成完整的工作機制：年初由三家共同發布協商計劃，到了年底，由于政治協商已納入年度考核重要內容，黨委督察部門會專門對政治協商工作開展情況進行督促落實。

　　與黨委政府的順暢溝通，保證了協商的實效。市委重大決策交政協協商已成文件規定和工作常態；而市政府與市政協之間建立的工作聯席會議制度，也讓協商對接更順暢。聯席會一年兩次，兩家分別主持，通報情況。在這個會上，市政府將行政中的一些重大課題，直接交給市政協進行協商。

　　密度提上來，履職活起來

　　杭州市救護車安裝計價器收費，被媒體報道后，一時成為輿論焦點。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立即跟蹤調研，并提出建議，應加快制定院前急救管理條例。市政府高度重視，啟動立法工作，今年初，條例進入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程序。

　　今年6月初，杭州市政協接到一份來自市人大的函，希望就院前急救管理條例來政協進行立法前協商。在此之前，市人大法工委已通過杭州市決策咨詢委員會聯系專家征集意見，但效果并不理想。

　　接函以后，市政協高度重視，分管社法委的政協副主席何關新說了一句話，讓社法委主任辛薇至今記憶猶新：“不征求政協意見，政協有意見；征求政協意見，咱千萬別沒意見！”

　　有意見容易，但提意見提到點子上卻不易。好在政協具有行之有效的民主化程序和人才智力密集的優勢，社法委聯合此前提出建議的教科文衛體委共同承辦，召集了20位對此有研究專長的政協委員與會。

　　協商會開了整整一個下午，市人大帶隊的領導留下一句話：“不虛此行！”條例除附則，共38條，委員們對其中的22條共提出69條意見。最終通過的條例，其中有13條吸納了這些意見，有的還直接用了委員撰寫的條文。

　　辛薇對這次具有開創意義的立法協商頗感自豪：“事實證明，一些專業性強，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立法工作，拿來政協協商效果非常好！”辛薇介紹，在此次協商之前，市政協社法委就已經在政府層面上，與市政府法制辦建立了立法協商機制，“今年至今我們已經先期參與了大氣污染防治、老年人權益保障兩個政府條例的制定，就在這個月，我們還將就網絡交易管理辦法開協商會。”

　　開展立法協商，只是杭州市政協嘗試協商民主新形式的一部分。今年以來，他們還強化了主席會議的協商作用，將過去議事性質的主席會擴充為議政協商會，目前已圍繞停車市場化、食品安全監管、養老服務改革、國企改革等主題，組織委員協商建言。每月一次的協商密度，讓政協委員的履職更加充實。

　　界別協商也開始試水。去年9月，市政協工會和工商聯界別就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首次開展協商。今年初，市政協專門制定出臺了年度界別專題協商計劃，確定11項主題，并明確了時間安排和任務分工。主題涉及經濟轉型發展、電子商務發展、兩岸文創產業合作等熱點問題，共有委員410余人次踴躍報名參加。

　　重心向下移，民意向上聚

　　在群眾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漸強的背景下，如何擴大有序政治參與是基層治理的重要方向，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能不能與基層民意形成有效對接，發揮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杭州市政協的做法是，向基層延伸。

　　近年來，杭州市政協將觸角向鄉鎮乃至社區與村延伸，已在全市100多個鄉鎮街道建立政協工委，這些機構在基層搭建了協商平臺，在一些政府的工作難題、事關基層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上，通過對話、溝通和商量的方式，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凝聚共識。

　　杭州蕭山區的委員工作室，1年多來聲名漸起。按照輪值表，政協委員定期定時接待群眾來訪，收集社情民意。小到弄堂的一盞路燈，大到拆遷補貼標準、經濟適用房政策，社區里的居民都愿意跟政協委員聊一聊。

　　一個小小的工作室，讓老百姓有了反映訴求的渠道、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與政府信訪部門不同，政協委員亦官亦民的超脫位置和角色，讓溝通變得更順暢。因此，它的功效除了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疏導情緒、宣講政策，在一些重大公共決策出臺前后，用接地氣的道理和話語說給老百姓聽。

　　除了委員接待日，這些工作室還在網上開專欄，將政協委員的基本情況、聯系電話、電子郵件、QQ等在網上公布，隨時接收群眾的意見建議。聯絡點還要求每一位聯系的委員，借助自身影響力發展不少于20位群眾作為民意采集人。

　　為鼓勵政協委員履職下沉，暢通民意民智，從2012年起，杭州市政協相繼出臺關于委員聯系界別群眾和參加所在地基層政協活動的措施。如今這些舉措在基層催生了各類創新形態，可謂“開枝散葉”。比如西湖區政協有了靈隱街道民情郵局，下城區政協有了委員反映民情的APP移動終端，而在桐廬縣桐君街道南門社區，群眾把活躍在身邊的政協社情民意聯絡點稱為“樓下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