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價是可以的，但景區應該公開漲價幅度、漲價的依據，不要出現“人力成本、維護成本等費用的增加遠低于門票漲價的幅度”的情況。

　　記者：景點控制游客接待人數，讓游客有較好的旅游體驗，同時控制了景區成本。是不是可以通過這個方法緩解門票高漲的問題？

　　馬曉龍：無論景點愿不愿意控制接待規模，都必須要這么做。旅游法規定景區要核定景區接待人數，不能超過最大承載量。這一規定是為了景區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保證游客舒適度。

　　從我國旅游市場的發育狀況看，旅游人數太多，并且持續增長，需求大于供給。景區作為盈利性主體，在執行旅游法這一規定時，執行力很差。

　　景區更多情況下被定位為發展地方經濟的手段，被作為一種盈利性的產品。一方面是盈利增長點，一方面又想控制游客的數量，控制數量的執行力肯定會大打折扣。

　　王衍用：這種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本質是景區預約的方式。但這種模式比較理想化，理論上成立，實際上行不通。我國的旅游是半年經濟，黃金周又只有一個，黃金周帶來集中消費，靠短時間收入解決景區一年的運營費用，商家肯定希望人越多越好。

　　在我看來，像水庫泄洪一樣，面對游客的大幅度增長需求，可以在近期恢復五一黃金周，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帶薪休假，最后用帶薪休假取代黃金周。

　　記者：景區被看作一種資源，旅游通常被看成地方經濟的增長點。而旅游法規定，景區定價由當地政府定價或指導定價。這樣一來，地方政府會不會“既當球員，又當裁判”？您怎么看法律規定攔不住景區漲價的問題？

　　馬曉龍：在我國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旅游景區被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球員也是必然的。

　　遺產性的景區——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和大自然的遺產，應該作為非盈利性的景點，“遺產”應該由全民來共享，不應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

　　如果不把景區完全作為公共性的產品，至少也應作為半公共性的產品。政府采取聽證等方式確切核定出景區，企業主體開發的成本、維護成本，算一個清楚的賬。這種處理手段比較現實。

　　王衍用：這是旅游法相對不完善的地方。景區應該分為三類。第一類，一般性的景區，為當地人休閑服務的景區，按當地人需求定價，設定低價位。第二類，國家風景名勝區、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等景區、不應該由地方政府定價，應由國家垂直管理。由國家出資修繕，同時收取較低的費用，讓老百姓共同享受老祖宗、大自然的遺產。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應該是配套的餐飲、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務體系。第三類是商業性景區，由投資者說了算，但是地方政府要監管，不能漫天要價。

　　記者：在旅游法和發改委相關文件中，都提及“公益性”、“公共資源”的概念。而我國的公益性景區、公共資源性景區中，往往同時也有商業性的設施或者景點，游客很難分清楚。是不是應該把公益性這個概念和非公益性的概念劃分得更明確？

　　馬曉龍：這樣的劃分，是考慮到景區的屬性不同，是比較合理的分類。旅游法已經有“公共資源性”、“公益性”景區的概念，與之相對應的是商業性的景區。在宏觀的旅游法之下，應該有具體、詳細的實施細則，將定價規則細化，使旅游法更具有操作性和執行性。

　　王衍用：公益性景區和非公益性景區的劃分是否明確，和地方政府工作做得是否深入有關。這種劃分，是政府應該做的。政府管理的景區和市場化運作的景區應該加以區分、明確、剝離，各自“走”各自的運營渠道。

　　市場化運作的也不能無限度地漲價。旅游市場上出現“天價房”等產品，商家認為，到這個時間很多人必須要來，不管成本如何，拼命要價，這是沒有道理的。從社會公平的角度講也應該打擊這種不正常的收費狀態。由市場定價的景區，相關管理部門也應按照服務業的水平，規定限度。(記者 張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