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正義始終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但由于人們所處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不同以及存 在不同民族、宗教等因素，因此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也不盡相同。盡管“正義”這一價值的內容極為豐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存在于社會各種人和人的 關系中，自有國家以來，實現正義的責任主要在國家，但各種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也要承擔責任。在任何社會里，“人”始終應當是社會和國家的主體。一切法律、 政策，和制度安排都應當是為了“人”、為了所有“人”的需求、利益和幸福。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里，“人”的各種利益、需求和幸福，都表現為人權。   

　　社會要進步要發展，尤其是經濟、科技要發展。但發展本身不是目的。發展應當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法律就已被人們當作是一位穿著白袍、一手拿寶劍、一手拿天平，而且蒙著雙眼的正義女神。在世界上一些主要語言文字里、“法”一詞都有規則、規律和公平、正義的內涵。這是為什么？它有兩方面原因：

      一 是由“法”自身的本質屬性所決定。法具有如下基本屬性特征：一般性——它是為全社會所制定，任何人都必須遵守；平等性——任何人在法律面前必須平等，否則 法律就不會有權威，也有違正義；公開性——用大家無從知曉的內部規定去處理人們的行為是不公正的；不溯及既往——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處理人們過去的行為， 否則也是不公道的。

　　二是由社會對法的客觀需要所決定。人類社會自始至終存在三大矛盾：即社會秩序同個人自由的矛盾，社會的生產、交 換、分配和公共生活必須有秩序，但個人自由又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原動力和基本價值追求，因而秩序與自由是有矛盾的；人有物質與精神兩大追求，但這 些需求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往往存在矛盾和沖突；權威與服從的矛盾，先前是社會組織與個人，后來是政府與百姓的矛盾。這三大矛盾需要一種共同制定 的社會行為準則去規范、調整和處理，它就是“法”。最早表現為“禁忌”、“習慣”，后來表現為習慣法和成文法。如果沒有“法”，社會就沒有文明和正義可 言，社會自身能否存在都會成為問題。因此，法是調整社會三大矛盾的客觀要求，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法”具有雙重價值，即倫理性價值 和工具性價值，法治發展是社會和國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個標尺，同時它又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它能集中多數人的智慧使這種社會行 為規范符合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通過法自身的規范、指引、統一、評價、預測、教育、懲戒等社會功能，更好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比人治純粹依長官意志 辦事要高明和科學得多。

　　保障人權是制定和實施現代法律，特別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根本目的。法有私法和公法之分。私法主要是調整個人與 個人、法人與法人和個人與法人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公法主要調整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彼此之間與國家機關和其工作人員同廣大公民與法人之間的職權與職 責的關系。

　　因此，規范和制約國家權力與保護公民的權利，實為現代憲法和法律的兩大基本功能。但兩者的關系是什么？習近平同志對此作 過最高度、最簡明的概括，即“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意即國家的權力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公民行使選舉權產生國家政權機構，并通過嚴格的程序規范 和制約國家權力不得濫用。相反，公民權利不是國家權力所賦予，而是依據自身的人格、尊嚴和價值所有應當享有的，他不是任何外界的恩賜。同時，公民權利不是 為國家權力而存在，相反，國家的宗旨應當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國家權力是手段，公民利益是目的。否則，國家權力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正是 因為這一點，所以列寧才說，憲法“不過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

　　在一個國家里，如果政府機關和各種社會組織能夠采取積極的措施， 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縮小貧富差距，使每個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障，同時嚴查不作為，使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命、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人身 自由、居住自由、人格尊嚴和隱私權利等得到嚴格保護，從而使每個人的人身人格權利得到充分保護，公民的種種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得到充分實現。當人權受到侵 犯時，能夠得到最好和最有效的救濟。那么，這個國家的社會正義就能夠得到根本的保障。

　　任何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都直接或間接同人權保障有關，任何制度構建，都應當以“以人為本”作為指導原則和保障人權為出發點和最后歸宿。這是實現社會正義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