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廣東潮州中心醫院消化內科收治一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因搶救無效死亡。患者家屬糾集100多人，押著值班醫生在醫院內游行，邊走邊喊：“就是這位醫生害死了死者。”被游行的年輕醫生邊走邊哭，持續約半個小時。

　　從目前來看，患者死亡是否因為醫生救治不力，還有待權威調查，但在這起事件蒙受屈辱的，并不僅僅是這位值班醫生。

　　一讓法律蒙羞。隨意剝奪他人人身自由，顯然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然而，很多醫鬧事件表明，光天化日之下，患者家屬的任何不理智行為似乎都容易得逞，追打醫生者有之，逼迫醫護人員對死者下跪者有之。潮州這起事件中，值班醫生被患者家屬押著游行，卻沒有得到有效制止，這何嘗不是對法律的羞辱？

　　二讓醫改蒙羞。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說：“社會公眾對醫改的主要評價是看病貴、看病難是否得到了緩解；醫患緊張關系是否得到改善；醫務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是否調動起來。”醫患關系劍拔弩張，如果長此以往，醫生的執業環境得不到有效改善，出現“醫將不愿醫，患將無所醫”的局面，受害的還是社會。

　　眼下，老百姓對“看病難、看病貴”反映強烈，這是醫患糾紛時有發生的體制背景。顯而易見，解決醫患糾紛，需要包括加快推進醫改在內的多方面努力。

　　其一，讓社會客觀認知醫學的局限性。逐漸淡化“患者的不幸都是醫生的錯”的思維。在這種思維之下，不僅患者與醫生之間，難以建立基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容易加深兩者之間的隔閡。羞辱行為和防備措施的升級，只會惡化關系，無助于解決問題。

　　其二，建立醫生職業風險保險制度。在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執業醫生都必須強制購買職業風險保險，一旦發生醫療事故，患者可直接向保險公司領取經濟賠償。長期的實踐證明，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有效化解醫患雙方的直接沖突。近年來，山東、珠海等地的醫院引入了這項制度，在化解醫患矛盾方面也起到了較好效果，何不盡快完善并推廣這樣的做法？（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