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媒體發出長篇調查性報道，起底了一個鮮為人知的資本巨鱷：人稱“權力獵手”和“加勒比海盜”的郭文貴，一個在輿論場里本讓人感覺陌生的人。此前，他的信息在網上寥寥無幾。據媒體報道，他發于畎畝，出身山東農村，少年家境平平，初中畢業后混跡社會。早先逐鹿中原商海，繼而鏖戰京華地產。無論是犬牙交錯的政商密網，還是利益交織的地產圈子，抑或危機四伏的資本市場，他未嘗敗績，終成為老家人口中的“大富豪”。他的新聞成了一個持續發酵的輿論頭條。

　　想必看過相關報道的人都會為一個個細節觸目驚心。因為，在報道里，郭文貴的圈錢線路圖和關系網，一目了然。當然，這些報道其實也說明郭文貴的問題存在已久。問題的關節點也就在這里：俗話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按道理，郭文貴如果用不正當的手段去欺壓別人的權益，擾亂商界秩序，一定會有人反抗。可為何這些反抗者的聲音被淹沒了？媒體的輿論監督職能為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能起到該有的效果？

　　顯然，能解釋這一結果的只有兩種情況：其一，正如郭文貴實際控制的盤古大觀在其官微上的聲明，媒體報道失實，侵犯了郭的名譽權。其二，媒體報道屬實，只是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媒體在對其進行監督報道的過程中遭遇阻力。據目前各種信息來看，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昨日《新京報》就透露，早在郭文貴的摩根大廈（即現在的盤古大廈）出現土地糾紛案時，《新京報》就有關注。后來該報又對其頂樓違章建筑四合院進行過輿論監督，卻遭到非主管部門的不正常干預。有關方面甚至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派人持公函前來威脅。

　　姑且不論而今“權商勾結”這種現象到底有多嚴重，但透過郭文貴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有時候，圍繞官商勾結現象，媒體事前監督的缺失和事后報道的集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現象和某些高官被查后的報道一樣。比如，據媒體報道，和郭文貴存在密切關系的國安部原副部長馬建，在落馬后被查出6名情婦2個私生子。可問題是，此人干了那么多壞事，嚴重違紀，在落馬前，公眾為何難見到他的負面消息？

　　也許，正因為有某種任性權力的庇護，“郭文貴”和他所控的公司才成了媒體碰不得的敏感詞。也正因為如此，這類信息一經釋放和傳播，才會引發令人眩暈的效應。試想，如果輿論監督能夠更正常履職，人們在看完相關新聞后，第一感官還會出現觸目驚心的狀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