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法治信仰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是法治建設中的基本命題。“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全民守法”為重要著力點，正是力求從塑造法治信仰出發，破解“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的困局。

　　《商君書·定分》記載了一則著名的“秦孝公難題”。商鞅變法之初，秦孝公提問：“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意思是，立法之后，如何使官與民知法、懂法、守法？

　　這是一道法治中國需要面對的歷史性難題。“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體系保持持久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前提。”缺了法治信仰，沒有法治精神，再剛性的法條也難免淪為擺設。

　　1992年，電影《秋菊打官司》轟動一時。那個為了“討個說法”而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一次次上告的農婦，幾乎成了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符號，象征著在這個有著數千年人治傳統的國家中，民眾法治意識、權利意識一次深刻覺醒。然而，法治化的過程，并不全是贊美詩，很多時候可能很痛苦。一時一事依法不難，難的是處處事事依法，難的是用法治思維去想問題、作決策，難的是用法治方式去解決問題、處理矛盾。

　　在一些城市的圖書館與書店中，經常能看到這樣一幕：有人專注地盤坐在法律專架下，尋章摘句地抄寫著一些法律條文，他們手中的勞動法、物權法等小冊子，已經在反復閱讀中卷了角。這樣的場景，折射公眾對法治的復雜心態：既相信來自法律的公義，又害怕因為對具體法律知識缺乏了解而上當受騙。對于中國人，法治是一種新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也是一套相對陌生與復雜的程序規則，要以之重新規定行為模式、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這既是偉大的變革，更是艱巨的挑戰。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仰是法治的支撐。黨的十八大把法治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大要素，就是要讓它成為一種全民信仰，化為社會文明進步的強大動力。只有每個人都成為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只有讓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法治才能成為一種“國家信仰”，法治中國才有最堅強的支撐。

　　（八）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沿著什么道路往什么方向走？

　　幾年前，有一部電影叫《馬背上的法庭》。影片中，法官老馮用馬馱著碩大的國徽，成了云南西北部山區的“流動法庭”。中國是一個地理環境、發展水平千差萬別的“超大型國家”，這決定了法治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馬克思曾說，“法律應當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孟德斯鳩也說過，“為某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一個國家的法治之路，只能植根于這個國家的土壤，簡單的拿來主義只會水土不服。

　　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曾經塑造過一個深入人心的藝術形象：劉巧兒。故事的原型，來源于陜甘寧邊區一起因自由戀愛而引發的官司。當時的邊區高等法院庭長馬錫五，將群眾路線的工作方針運用于審判，就地公開審理并邀請知情群眾參加，判決合情合理，當事人無不表示服判，毛澤東也稱“馬錫五來了事情就好辦啦”。這種“審判與調解相結合”的方式說明，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法學家薩維尼說，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扎根于本民族傳統的中國法治，從一開始就洋溢著本土特色。在長期治國理政的實踐中，我們已經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法治建設道路。這條法治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中全會提出“五個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是我們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基本經驗，決定著我們能不能搞好法治建設、走向法治中國。

　　有外國學者寫道，“盡管與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是一個版本的自由民主，但中國卻是實實在在地從人治向法治轉變，并且，法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行，既不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更不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才能解決當前中國法治建設中的重大問題，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現蓬勃生機與旺盛活力。

　　（九）1913年6月9日，清末修律重臣沈家本溘然長逝。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發生“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亟待制定新的法律以調整新的社會關系。然而，危世豈有良法？陷入禮法之辯、中西之惑與政治之爭，這位“法學匡時為國重”的名臣，徒留事業未竟之憾。

　　32年前，1982年5月的一個夜晚，著名法學家許崇德接到彭真電話，請他去討論憲法序言底稿。當晚，他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記錄下當時的情景：“燈下詞初定，紙間策已籌。憲章臨十稿，尚欲益精求。”

　　新世紀的2014年，251個日日夜夜的起草，習近平總書記對每一稿的審閱，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形成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鑄造中國法治建設的里程碑。

　　清末修律是帝王修律，被動修律；改革開放之初是人民修律，主動修律；今天，則是站在更高層次，從治理層面謀定思路、從執政角度謀劃未來。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再到“法治中國”，理論和實踐上的路徑，揭示了中國法治歷經變遷的復雜歷程，也展現了“治國憑圭臬，安邦靠準繩”的法治圖景。

　　今天，建設法治中國的新時代已經開啟。一個相信“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的民族，選擇法治作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沿著自己開創的道路，13億中國人民將書寫世界法治史上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