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認識到二者的一致性，才能理順法與權的關系，讓治國理政有依據、法治建設有遵循。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領導同樣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獨特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正面臨激烈的現代化轉型，要處理好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大量矛盾問題，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不可忽缺。實踐中，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提出來的，把依法治國上升為基本方略也是我們黨提出來的，而且黨一直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推進依法治國，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可以說，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國法治與西方“憲政”的根本區別。

　　我們黨居于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法是我們治理活動的基本框架，如何調整二者關系？這個問題的答案，并非水到渠成。翻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殷鑒不遠。蘇聯幾十年的法制建設中，建樹了大量成就。但在斯大林時代，最高領導處于法律之上，為一系列失誤埋下禍根；而戈爾巴喬夫時代，又因為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動搖了國家的政治基礎，導致國家解體。立法執法的扭曲、法治文化的落后，成為葬送一個百年老黨、超級大國的重要原因。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直未能解決好的難題，也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

　　黨的領導的本質，是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民主與法治，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講的法治，其實就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但是在民主發育不足的情況下，可能出現領導者個人意志高于一切的局面。1978年，鄧小平就指出，當時“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

　　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們黨主動探索和規范黨與法的關系。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里所說的“任何組織”，當然應該包括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章程》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從提出依法治國到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是我們黨在治國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體現了執政理念的升級、執政方式的更新。

　　四中全會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一步給出明確答案。在理論上，明確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一致性，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在實踐上，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不是一句空的口號，必須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法律之于政治，猶如文法之于語文，理論之于思想”。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深刻認識到，我們黨是先鋒隊，必須帶頭遵守國家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維護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

　　（六）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是法治建設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發揮好法治的保障、規范與推動作用，才能讓改革航船開得更穩、走得更遠。

　　改革開放之初，陳云曾提出“籠中之鳥”的比喻，當時是為界定搞活經濟與政府管理的關系。鳥得讓它飛，捏在手里會死掉，但也不能沒有籠子，否則鳥就飛跑了。如今，這則精妙的比喻也可以用來形容改革與法治。改革不能固步自封，必須勇于探索，但也不能信馬由韁，突破法治的紅線。

　　改革是一系列變化的集合，往往會帶來不穩定。而法的基本價值之一，便是其安定性。對于中國來說，這種安定性不僅僅表現為不得朝令夕改，更體現為在一個高速前行的變動社會中，法及其維護的基本秩序，起著定海神針的關鍵作用。

　　經過30多年的實踐，中國改革的路徑也在發生鮮明變化。一切從實際出發、“摸著石頭過河”仍是基本方法論，法治時代，改革“于法有據”也成為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定是法治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然是法治國家。改革的“破”與法治的“立”，改革的“進”與法治的“守”，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處理不好會相互掣肘，處理好了才會相輔相成。

　　改革離不開法治的引領和保障，否則就可能引起混亂；法治必須緊跟改革的進程和步伐，否則就可能被虛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四中全會又提出依法治國的18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正需要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推進改革。把改革主張轉換成法治規范，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風險、減少改革成本、鞏固改革成果，才能確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樣，行穩致遠。

　　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證明，法治是指引中國改革這艘航船風雨中不變航向的燈塔，是阻攔奔騰的市場經濟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壩，是守護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蠶食的衛士。唯有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依靠法治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確保中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