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深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起點是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像火箭發射時的任何一點點誤差都會導致火箭在未來飛行軌跡上偏差巨大。自秦漢以后，中國古代各民族出現了一個共同趨勢就是“入主中原”、“一統天下”，正是這個早期的歷史發展趨勢，決定了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客觀現實。潘岳先生的《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以歷史實證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第一，我們一直在爭論關于一般社會發展規律與東方世界是否合適的問題。在馬克思之前的德國哲學家那里就對東方專制主義進行過評論，比如康德、黑格爾，這對后來馬克思提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產生很大影響。今天看來，起碼中國歷史發展的自我軌跡與西方世界是不同的，盡管在發展時段上我們可以做出比較，然而，比較的結果是發現在歷史的起點上就存在不同。這也是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依據，因為，今天的“中國特色”是歷史上中國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要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正確地指導中國革命并取得成功。這是學習潘岳先生的《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的最大收獲。正如文章所言，即使是宗教野史傳說，也是“當時的人們對大中華你我互有的樸素共識，是不同族群表達‘命運共同體’情感的不同方式。這些情感，是僅憑外來理論描述中國的人難以理解的。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第二，閱讀這篇文章會時時感到作者創新精神時時閃耀，對歷史上發生的具體事件充滿思辨激情。重新解讀歷史并不是“重讀”，需要非凡的批判和勇氣，作者是把歷史篩選出來，讓這些史實證明盡管都發生在相近的時段，但當時“蠻族”的發展選擇和“五胡”最終“義親漢長”決定了后來歐洲“分裂”和中國“大一統”。作者總結到“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著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實歷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僅需要的是智慧，更需要的是勇氣，正如作者寫到“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常受制于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中華文明并非沒有過‘種族’觀念，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天下’精神將其超越”。

第三，馬克思在談到大不列顛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時曾經提出“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作用”。“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個馬克思在完全成熟年代提出的具體觀點非常明確地表明他在國家問題上始終把是否代表人類先進文明作為判斷標準，而不是某個民族的命運。作者在《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中把馬克思的經典思想融會貫通，指出問題的核心是歷史起點問題，集中在早期氏族組織、部落姓氏、崇拜信仰三個方面，加上地理特征，使中國絕不同于古典歐洲時代分裂的歷史發展特征。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耕文明”代表專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作者質問道：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如果“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于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那么同樣是游牧民族的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為什么沒有傳播“自由”？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西方的偏見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第四，我們還是需要考慮一般社會發展規律適合不適合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問題。正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成功一樣，比較歐洲封建制度與中國封建制度以及哪個更先進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歷史并沒有讓近代落后的中國一直落后下去，今天就是最好的證明。這說明即使我們沒有經歷“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依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并取得成功，即使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們依然可以實現工業化、科學化、信息化，并且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就完成了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這些遠不是制度比較能夠說明的問題，也不是歷史偶然性導致的發展特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植根于中華民族祖先在歷史起點上開啟的“文明密碼”，這是誰也拿不走學不到的東西。作者指出：用種族、宗教、風俗、神話去劃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習慣。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中，現代文官體制出現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會的傳統。近年西方強化“文化符號”和“身份政治”，給自己也帶來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夷夏之別不以血統種族而以文化制度論。只要接受中華道統、法統、政統就可以得到天命，因為天下無外。“華夷之辨”的強弱，取決于國家的統與分。凡是分裂之世，各個族群都在“互稱夷狄”；凡是統一王朝，當政者都致力于消融“華夷之辨”。

總之，關于文明的歷史和歷史的文明，潘岳先生的文章給予我們諸多深刻的思考，對西方傳統觀點提出擲地有聲的質問。文章始終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放在核心位置，把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根本原則，以博大的胸懷和寬廣的視野把東西方歷史上各種爭議和問題擺出來，在開放的學術氛圍下給予充分的探討，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教授 吳楚克(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