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以后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后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并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此乃錢賓四先生比較中西歷史的一段論述。身為晚輩，每翻至該處，仔細品味，總略有新獲。西史如劇，中史像詩，雖悟不出錢老高論背后的確鑿依據，但常因心生“不明覺厲”之感，私以為自有其深意所在。

近讀潘岳先生三萬字長文《秦漢與羅馬》，在深深欽佩其學識之廣、見識之高的同時，也不禁喚起了我對二位學人撰寫論著背后之問題意識的追問：以中國歷史見長的錢老緣何念念不忘觀照西人之史，潘先生繼《戰國與希臘》之力作后，又比較中西古史上兩大帝國與文明，隱伏在紙面之下的深沉關懷，恐怕總跳脫不出延續至今的一百多載以來大變局現實的糾纏與面對一波波挑戰的回應。

一

治史總須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目標各異，則所采用的材料與駕馭材料的方法，亦隨之變換。秦漢與羅馬，“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這便是潘文的主題，也是其所欲實現的意義。

歷史有其特殊性。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秦漢與羅馬的不同顯而易見。嬴政確立皇帝制度，廣設郡縣，漢承秦制，雖有調整，但不出中央集權郡縣制的模式；羅馬則與之異趣，其崛起過程中一直維持著共和制（或如史家波利比烏斯所言，羅馬的成功是因為實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權制、貴族制、民主制）。當然，宏觀體制之下，具體的制度差異更是頗多。潘文指出，屋大維建立了文官系統，大膽吸納財閥進入文官體系，騎士階層可以出任行省的財務官，真正實現了西塞羅的“貴族與財閥共天下”。而這廂的西漢王朝，其文官路線則是求取基層寒士，錢穆稱之為中國第一個“平民精神”的王朝。其二，在軍隊與政權的關系上，兩大帝國亦不同。屋大維起于軍隊，他仍用軍閥式的思路和手段處理政權問題，終致軍閥并峙，紛亂不休。而中國雖然也出現過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但從來沒成為主流。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制軍隊，保證了長久穩定。

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倘若世界上所有國家民族，都是整齊劃一同樣模式，彼此間毫無特殊性，那一部人類史便概括殆盡，全球亦從此不再斑駁多彩了。

認識且承認差異，應是考察不同文明的基本態度。

二

歷史又是變動不居的，故而“變”是研究的主題與主體。質言之，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自當明變。

達致明變，說易也易。如從春秋發展到戰國，從希臘發展到馬其頓，尚是小變；由戰國演變到秦漢，由馬其頓演變到羅馬，則是大變。對于這種整體上的發展趨勢與動向的把握，并不難以捕獲。

不過如果要深入追蹤此歷史趨勢動向中蘊含的內在脈絡，知其為何在此時此處此人此事上變動，為何最終變向他處，由之洞察歷史中之個性，為當下及未來做一參考，方算真正的明變。這談何容易！？

潘文顯然在此方面用力甚深。羅馬帝國為何分崩離析？文中寫道：

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沖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決政治，而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這段酷似結案陳詞式的論斷，堪稱精彩！

至于漢代為何國祚甚久，且底定了之后歷朝的基調？潘文亦有一段至評：

大一統并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只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一體多元，是漢的精神。

意義沒有被諸多龐雜繁復的史料、史實所掩蓋，而是以風霜高潔后的水落石出式的面貌呈現，讓人不覺會心。

經歷了數百年以至千年的變幻與積淀，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皆可從歷史過往中尋得蛛絲馬跡或寶貴密碼。治史的大意義，亦在此。

三

明變似不足以駛往意義的彼岸。歷史畢竟仍是層層積累的，埋于最深處的，是蛻變成如鉆石般珍貴的傳統。所謂傳統，指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一股活力。換言之，它是歷史的生命所在。每個國家與民族，在不知不覺中，無不在“傳統”的驅使下，各自循著自己的軌跡而前行。

潘文在比較秦漢與羅馬時，著意強調這是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言及兩大文明的傳統，筆者對羅馬一無所知，僅試就西漢時期“大一統”觀念的確立稍作補充。

經歷過幾代帝王的開拓與發展，至漢武帝初年，西漢國勢已今非昔比，據《漢書?食貨志》載，“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物質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意味著自漢初所制定的旨在鞏固統一，與民休息的國策業已完成，下一步如何基于既有的執政實踐，因時因勢而變，擬定新的治國方案迫在眉睫。申言之，治術的調整必然會引發治道的變更。漢武帝求國策于賢良，可謂順勢而為。于君臣論政中，廣川大儒董仲舒脫穎而出，其所提供的政治綱領“天人三策”為之后漢武帝進行國家治理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給后世留下了治國之范本。在這篇著名政治文本的末尾，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該主張被漢武帝所采納，于是這一理念由書齋進入了廟堂，升格為規范主流思想與國家治理的核心原則，具備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統馭的雙重涵義。

自漢武帝將“大一統”納入其構建王朝治理的實踐后，對于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歷朝無一不將之貫通于治道的因革損益與治術的進退消長之中。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政治動蕩與民族交融，隋唐終于再度實現了國家統一。在如此長時段的歷史變遷中，大一統思想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經過反復的雙向碰撞和互動，一方面改變了既往的以“大一統”為主要內容的天下觀，開邊疆族群入主中原成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邊疆族群入主“中國”促進了邊疆地區尤其是北疆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凝聚。與此同時是突破了“嚴華夷之辨”的界限，使得唐代在以唐太宗為代表的統治者心目中“華夷一家”的觀念成為一種重要的“治國”理念，“天下”可以是華夷共同參與治理的“天下”。故唐太宗在處理民族關系上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正是該時期大一統思想的新特征。與之配套，隋唐君主在制度設計上也無不圍繞大一統展開。如在中央決策機制層面，唐代設立三省六部，通過制度程序與剛性律法，來約束之前漸趨泛濫的皇權，從而保證決策的合理性；在人才選拔層面，隋唐開創科舉制，為廣大庶族子弟開放政權，從而使得中央與地方之間可以更加順暢的互動，保證權力可以下沉到最基層，而且獲取功名的士子作為鄉紳享有參與地方治理的資格，成為穩固大一統局面的最敏感觸角；此外當時尚有隋時疏浚開鑿的大運河，這不僅加強了齊魯、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歷經千年更把漢唐的長安、洛陽，兩宋的開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為首的文化中心聯為一體，以這種獨特的交通方式使各區域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文化。

五千年中國史，大一統貫穿始終，延續不輟，代有遞嬗。雖然具體的政治制度不斷更迭，但其背后蘊含的制度精神內核之一的大一統思想卻不曾泯滅，這也啟示著后人要善于秉持辯證的態度去繼承古代中國制度文明的遺產。要之，大一統傳統早已躍出政治實體視閾，升華為一種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熔鑄于中國人的心理和行動中，內化為中華民族內心強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于一體與多元并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大一統便是潘文論斷的一大佐證。

某種程度上講，今日之中國與西方，實扎根于在歷史的延長線上。

四

一百八十年前，清廷敗于擁有著羅馬衣缽的英國。

今朝，硝煙褪盡，隱然的對抗尚存。

近二百個春秋更替，世人仍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作為局中人，作為古老文明的承繼者，我們“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因此既不能品茗觀“劇”，也不能閑適品“詩”。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

想真正了解自己，須真正了解對方，它是一面鏡子，或許其中更活著一個有待我們認識的自己。

（作者：王學斌，歷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國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