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小雨綿綿，重巒疊嶂。

屋內，歡聲笑語，溫暖而愜意。

“政府給我們辦了低保，又給我找了個護林工作，每個月都有錢拿，這下啥也不愁了！”村民尼尖光和老伴許介者樂呵呵地坐在馬扎上，和前來調研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拉起家常。

5月8日上午，全國政協“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調研組來到怒江州瀘水市洛本卓白族鄉金滿村實地調研。誰能想到，兩年前，尼尖光還在為老伴治病四處借錢。

怒江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也是被列為全國“三區三州”的深度貧困地區，是云南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主戰場。

到2020年底，能否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出列？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區域性整體貧困，這場硬仗該怎么打？

5月7日至11日、5月14日至1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汪永清分別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專題調研組，先后赴云南、廣西兩省區多地調研，共謀脫貧攻堅之策。

■幸福馨居的“新”生活

5月的怒江正值雨季。

調研組經保山輾轉近5個小時的車程才抵達金滿村。半山腰上，老舊的傈僳族千腳房在風雨中訴說著滄桑。

今年61歲的建檔立卡貧困戶介下記，由于家里缺土地和勞動力，目前家庭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國家政策性補助和兒子外出務工收入補貼。2017年家庭人均純收入3281元，僅夠家里人日常開支。

不過，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瀘水市去年啟動建設了巴尼旅游小鎮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介下記作為第一批搬遷戶遷入新居。“我自己有一畝地，又租了外出務工村民四畝地種草果，等明年草果有了收成，日子就會好起來。”介下記說。

駐村扶貧工作隊副隊長李彬告訴調研組，金滿村總人口為346戶中，建檔立卡戶302戶。兩年前，瀘水市政府針對實際情況采取了易地搬遷、建立農村合作社、組織青壯年外出務工、引進新種植項目等措施，幫助部分青壯年農戶走出困境。

但貧困群眾就業不充分、外出務工人員普遍缺乏技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穩固脫貧的長效性。再加上怒江貧困地區人多地少，鄉村實體經濟難以形成規模產業。

其實，調研組在廣西調研時也發現同樣的問題。

廣西德保縣有建檔立卡7萬人，因缺勞動技術、勞動技能致貧的占50.01%。“能力不足”限制了貧困人口外出務工的工種、收入，影響了他們走出大山、脫貧致富的自信和自尊。走訪其他縣城發現，每個縣都建有技能培訓學校開展免費培訓，卻都招不滿人，群眾參訓意愿不強。

“政府也認識到需要加強培訓，提高貧困群眾生產技能，但對培訓成功范例的樹立還不夠，培訓師資力量和水平還不夠，整體實際效果還不明顯。”一位鄉鎮干部向調研組坦言。

全國政協常委、審計署副審計長秦博勇用三個第一次概括了調研的感受：“第一次到深度貧困地區，第一次感受到路難行，第一次通過翻譯才能和老百姓對話。”調研組認為，可持續的脫貧靠國家的政策和資金不能完全解決，應重視社會企業的參與，以此加大就業和產業扶貧，確保扶貧攻堅工作能持續穩得住。

■對人才的渴盼

“廣西壯族自治區2012年至2017年全區累積減少貧困人口704萬人，年均減貧超過117萬人，實現了1999個貧困村、10個貧困縣摘帽。”5月14日，在調研組到達南寧第一天，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書記鹿心社就介紹了這個令人矚目的扶貧成就。

但情況依然不容樂觀。

截至2017年，全區還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萬人，是全國7個貧困人口超過200萬的省份之一，排全國第3位；貧困發生率6.6%，比全國高3.5個百分點；有44個貧困縣和3001個貧困村。

一路上，汪永清邊看邊聽邊思考，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如何結合實際、因地制宜，見到實效。

“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缺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現象突出。”

在廣西，調研組一路走訪了3個縣市9個村。每到一處，總能聽到同樣的渴盼和呼吁。

深度貧困地區不僅接受正規教育的貧困人口比例不高，而且有學歷有能力的鄉村教師就職于鄉村教學點的意愿不高。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口地方病發病率高，但鄉村衛生室缺醫少藥，專業人才匱乏。

“百色市鄉村教師缺編2511人。”百色市教育局負責人向調研組介紹：“德保縣去年公開招聘歷史、地理學科教師，總共報名的只有3人。”為了留住人才，當地政府也是想方設法，頻出惠政。

“我們降低學歷門檻，推出住房等優惠政策，與高校合作定向委培。每年能解決50名到100多名崗位空缺。”該負責人向調研組介紹，盡管如此，各縣鄉村教學點仍有很多崗位虛位以待。

5月15日下午，大板村希望小學六年級課間休息時，全國政協常委王林旭走到孩子們中間，在課桌上擺出筆墨，為孩子們送去一個別有情趣的“書畫小課堂”。三筆兩筆之間，便將學生們帶入一片清新、靜朗的墨竹畫面。

“鄉村師資力量匱乏，尤其是音體類特色教育師資力量更顯不足。”王林旭說，作為文藝界委員，他們愿意為鄉村孩子的特色教育做點貢獻，也希望高校對鄉村教師進行幫扶培訓，提升他們的書法、書畫教學能力。

“貧困村在發展中往往面臨缺人才、缺技術等瓶頸。各種優惠政策推出后，后續關鍵就是依托人才支撐。”全國政協常委于革勝說。他建議，持續抓好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助力實現“三保障”。地方政府口采取提高補助，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開展遠程培訓等，實現人才招得來、留得住。

此外，在少數民族地區、偏遠山區等深度貧困地區，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半文盲的任務依然艱巨，義務教育控輟保學力度仍需持續加強。

調研組認為，人才對發展貧困地區的經濟至關重要，應加大培養人才，保證脫貧人才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貧困地區。為確保深度貧困地區人才振興工程順利實施，需強化組織保障，建立健全鼓勵當地人才干事創業的激勵考核機制。

■抵御貧困的戰斗堡壘

5月10日下午，調研組來到云南昭通市大關縣壽山鎮中坪村。在當地口口相傳的村支部書記羅昌健帶領村民致富的故事，引起了調研組的極大興趣。

幾年前，在福建打工的年輕小伙羅昌健攜妻回鄉創業，召集了一些建檔立卡貧困戶成立專業合作社，改造民居，大面積發展種植、養殖業，產品通過網絡銷售到外地，村民參與合作社分紅，賺錢的渠道一下子多了。靠發展鄉村實體經濟，中坪村很多貧困戶很快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

“2年內能脫貧嗎，還有什么困難？”盧展工問貧困村民王國洲。

“沒有問題。只要讓羅昌健留下做支書就行。”王國洲的回答引來大家一片笑聲。

村民，尤其是少數民族村落貧困戶的脫貧致富，必然離不開鄉村干部的幫扶。其實，在云南不少少數民族自然村落，調研組看到很多鮮活的例子。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算富。”這是廣西德保縣東凌鎮東凌村黑毛豬養殖致富能人李常行的人生格言。2014年，他帶頭建立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貧困戶”模式，吸納10多戶貧困戶貸資入股合作社，幫帶貧困村民走上脫貧致富之路。

組建合作社是一個范本。調研發現，近幾年來，云南、廣西兩地產業精準扶貧款精準到戶，合力幫扶村民加入經濟類合作組織，讓資金、技術、人才更加優化、更加高效，走出了一條鄉村經濟產業合作的新路。調動各方積極性形成幫扶合力，是脫貧之道。調研組希望，在繼續發揮好專業合作社的基礎上，大力引導企業、社會組織等力量參與脫貧攻堅。

“這幾年，云南省政府引導貧困縣500家農業龍頭企業、近4萬個農村專業合作社、3000個家庭農場，通過土地托管、牲畜托養、吸納群眾就業、入股分紅等途徑，與貧困戶建立了穩定的帶動關系。”云南省委書記陳豪告訴調研組。

除了外部的幫扶，激發貧困地區群眾的內生動力不可忽視。建設一個強大的基層組織，可以極大地培育村民自我發展能力。調研組認為要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注重培養、選拔、發現任用和宣傳一批在少數民族地區、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好干部。讓農村帶頭人、優秀村官等新鮮血液補充到基層黨組織中，讓一線脫貧攻堅工作隊更具有朝氣和活力。

■邊緣群體的痛

“作為村干部，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對不起政府！”5月15日，廣西田東縣作登瑤族鄉大板村大勤屯2組村民農新伍面對調研組的慰問，內心深處埋藏的那份愧疚突然壓抑不住，掩面而泣。

原來，農新伍曾經是村里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模范帶頭人。2年前，他被查出患有甲亢，去年，他的妻子也被查出患丙肝，孫子農良君患腦癱。接踵而來的打擊，讓這個七尺漢子內心充滿了無助，又不得不咬牙扛起沉重的負荷。

鄉村年度識別認定貧困戶期間，農新伍家庭完全可以被認定為貧困戶，但是農新伍選擇了拒絕。他說，作為組長，生活還過得去，不能給黨和政府添麻煩。

在廣西，調研組發現，農新伍并不是個例。諸多的“農新伍”們在面對生活困難時都表現出了堅忍不拔的毅力。他們想要脫貧、努力脫貧，對打好打贏脫貧攻堅充滿信心。

“像這樣的干部，這樣的貧困邊緣戶，我們更不能忽視。”一路走來，不少委員都表達了同樣觀點。調研了解到，貧困村與非貧困村享受政策差異較大，群眾意見也較大，甚至引發上訪事件增加。田東縣全縣2/3的公共財政投入在了占1/3的貧困群眾身上；貧困戶繳納新農合是42元/人，非貧困戶則為150元/人；貧困家庭的學生從幼兒園到高中，能享受非貧困生享受不到的系列教育資助高達2.8萬等。

一位村干部提供的田東縣社會保險事業局統計表格顯示，一項10353.12元的醫療總費用支出中，自付部分只有1035.31元，而邊緣貧困戶則需要支出5201.47元。該村干部說，扶貧政策對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顯著，造成了很多非貧困戶特別是邊緣戶“爭當貧困戶”。

這種“免費參保”的事實引發了鄭秉文等人的擔憂：“未來如果這些貧困人員脫貧之后繼續由其個人繳費，或2020年全面脫貧，政府停止代繳之后，其繳費意愿難以恢復。”

“這種‘免費參保’有可能致使斷保，這將降低貧困地區的參保率，甚至難以實現80%參保率的任務。”于革勝也認為，貧困人員由政府代繳之后，“邊緣人員”的繳費積極性受到一定影響，攀比效應有可能導致增加“斷保”人員數量。

調研組建議，政府應施策再精準，防止人為拉大差距，避免“懸崖效應”和新生矛盾。針對貧困人口致貧原因、貧困邊緣人口實際狀況，再精準區分、精準施策；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壯大村集體收入等方面著力，讓扶貧減貧工作成效惠及更多群眾，解決好邊緣貧困戶、不愿脫貧戶、已脫貧戶的“三個不滿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