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資源

明代仇英、文征明繪制的《孝經圖》

理想信念合起來可以理解為對理想及實現理想道路方式的堅信。習近平總書記講,要“依靠文化自信堅定理想信念”,實際上為文化自信確定了目標。我們應在馬克思主義“人的科學”基礎上,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充實我們的理想信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修養人的身心方面有大量實證的理論和方法,如果結合現代科學文明,將能為實現一個“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三教合一”的論證和物證遠遠大于它們沖突的方面。由一般的做人孝道、勸人為善,到治理家國、成物參贊,最后明心見性、悟道成圣,自內圣而外王,一切皆圍繞“人”,成就大我,同化無際,將人提升到無限境界。將做人由低至高,誘導進入高級境界,擢拔人生,自然十分吸引人們超脫功利,不斷修正自我,校準方向,以為信仰。今人往往淺視家寶,殊不知其中自有西方學術所不及者。不要說其中高深道理,玩味至深難以企及,就是一般做人之道理,若不宣說,仍不知者多。如《禮記》云,“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似乎與當今普遍重視職業知識教育的目的不同;又云“建國君民,教民為先”,顯然是把對國民的善性教育放在首位。化異域良善之教義、主義,充實加強完善,擴大延伸,研深精義。一體博大,恢弘氣度,洋洋萬千,輔育后人。起點明德為善,方向仍以至善為目標,個人以至社會皆可臻于完美境地。禮教禮儀入手,規范人身,由己推人,造成人與人、人與眾生、人與整個宇宙偕同共生共榮。中國傳統文化以內圣修為做外王功業,以出世心做入世業,超脫功名利祿之藩籬,實現即內在而超越、即中庸而高明,不離倫常日用,凈心又不染污,有一套系統的修身修心修行之細密理論———從先秦發展到明清之際,自學術思想層面完成了現實人生的轉化和超拔,以人道實修實證的科學精神,探索了人生真理。這種信仰建立在關于人的身心實證前提上,為“人的科學”、“生命的科學”奠定了根基。近代學人稱之為“以人文代宗教”,實值得后人景仰行至。

馬克思主義十分強調個性的全面自由發展,并把這一點與理想社會的實現聯系起來,但總體來說,主要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的整體,涉及的是階級、政黨、國家等群體層面的自由、平等和諧發展。個體服從于團體的需要,個體的信仰服從于人類絕大多數成員解放的需要。這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精神信仰,從歷史到現實,不斷涌現的史詩般的英雄人物長留于人間正氣、浩氣之中。從堅持人與自然、社會高度統一的信念出發,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近代工業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強調“人的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自然科學“將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其中包含著如此深刻的觀點:人的科學,相比近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的發展,處在更高的階段;未來關于人的科學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自然科學往后將可能變得朝更加人性化、人文化的方向發展。“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各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發展”。顯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社會形式,只有在這里,這種“完人”才會出現。“完人”的最高詣境是達到“自由”之境。“自由的首要條件是自我認識”。可見,只有通過“自我認識”,才能發掘出自己的內在“尺度”、“本質”、“本性”,從而真正在自然、社會、自身三大領域成為“主人”。但自由之境的實現是有條件的:除了要認識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規律”,實現物質經濟條件的變革,還要認識“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實現在社會領域甚至生命領域的解放。在人的特殊性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堅持人與自然、社會、自我的根本統一性。如此而言,與自然、社會和自我融合為一的“我”,必是一個“大我”,并渾化于天地萬物之中。機械的、單面的人最終為整體的、全面的人所代替。由原初意義上的自然人,成長為異化狀態的人,再演進到更高程度的“完人”,這一合理的人的發展過程和規律,正是馬克思主義“人的科學”所要探究的對象。對理想信念的終極信仰,恰恰建立在“人的科學”的基礎上。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的社會進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科學”亦是實現“人的解放”的重要內容。

在這一點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緊密關聯起來。可以這樣講,我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目標,不只是一種社會狀態的運動及其實現(中國傳統“大同”社會理想與此相關),還與我們每個人的身心修養程度和水平密切相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產黨人的心學”,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主觀世界”,“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甚至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最新進展中,已經包含了這種可貴的理論探索。如果以此作為探索契機,那么,我們講的“共產主義”遠大奮斗目標,將切實和每個人的生命活動關聯起來,看起來是“外在的”社會目標,將真正能夠內化于己,亦避免很多在宣講上遭遇的理論困境。自然,與馬克思主義提供的和個人命運關聯的遠大社會理想相比,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局限性便表現出來了:“內圣”修養方法與境界的模糊性、直覺性乃至神秘性仍很突出,不大合乎當今人類理性化的思維方式;而“外王”注重的是社會人倫關系,未能在自然、社會、人事廣闊空間結構上建立起來。建立在古代農耕文明基礎上、僅重個體自修自悟的方式,遠遠不能滿足工業化文明時代人們身心的需要。只有汲取現代科學、哲學的成果,使之高度理性化,并開辟“人道”社會化的實踐與驗證途徑,或能真正為東方的這種心性文明開出一條通向未來的坦途,使之為人類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總之,認識并掌握了人的生命深層本性及實踐的各層次規律,那么,一個“自由自覺”“自主自控”(認識、把握了做人的規律,并將之體現在自身上,可掌控自我命運的變化)的時代,真正的人的開端,其實現就有了潛在的特質基礎。它所造就的可能是比現代物質科學文明更高的人的科學的文明。同樣,這一理念也與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理想社會相一致。中華民族的復興必將伴隨中華文明的復興,它不是簡單的回歸,毋寧說是螺旋式的上升。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