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47年來到中國，在上海接觸到進步的中外人士，由同情轉而投身中國革命。1948年，他與著名演員鳳子結婚，1963年加入中國國籍。新中國成立后，他主要從事翻譯工作，先后翻譯并在美國出版了《新兒女英雄傳》、《保衛延安》、《水滸傳》等作品，他的最后一部譯作是《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譯作之外，他還著有自傳《我的中國》等。他的名言是：“我愛上了鳳，也愛上了龍。”“鳳”指他的夫人鳳子，“龍”指中國。他，就是剛剛逝世的美裔全國政協委員沙博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至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著名美裔中國籍翻譯家、作家、中國對外傳播領域的杰出代表沙博理于2014年10月18日在家中安詳辭世，享年98歲。沙老熱愛中國、熱愛中華文化、對中國人民懷有真摯的感情，是任期最長、年齡最大的現任外裔全國政協委員。幾十年來，沙老一直在新聞出版界別參政議政，與政協委員們情誼深厚。

　　憶及沙老，委員們不約而同使用了這樣的表述：樂觀、豁達、堅定、從容、謙和、認真……透過這些美好的詞匯，一個可親可敬的沙老宛在眼前。

　　深愛這片土地

　　從1947年來到中國后，沙老就與這片土地結下了深深的緣。見過沙老的人都知道，他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一些方言、成語、典故都非常熟悉，新聞出版界全國政協常委韋建樺對此印象很深刻。十多年前，他在兩會上見到沙老便提起了這個話題，沙老聽后呵呵一笑，說道：“我并沒有特別高的語言天賦，之所以說得不錯，你們也認可，是因為我愛這個國家，所以我特別留意這個國家的語言。這個國家給予我的太多了，給了我那么豐富的知識，讓我在一生中度過難忘的歲月，讓我這一生有價值。”“沙老深深愛著中國，愛這里的草木、河流、高山、大海，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中華民族的事業中。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見證了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對中國的改革建設極為關注。他經常說‘我從來不見外’，熱切地注視著中國每一點每一滴的進步。”韋建樺常委回憶道。

　　作為將新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文學介紹給世界的國際傳播使者，沙老用自己“信、達、雅”的譯筆翻譯了《水滸傳》、《家》、《林海雪原》等大量優秀作品。從事經典著作編譯的韋建樺常委與沙老算是“同行”，在他看來，這位老前輩謙虛、認真，總是不滿意自己的成果，沒有一次翻譯或寫作不是經過反反復復的修改。“沙老把對外傳播視為自己的責任，要把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蓬勃向上的中國，一個有前途、有希望的中國介紹給世界。”面對老前輩，韋建樺常委也經常請教語言以及世界歷史文化的相關問題，知識豐富的沙老總是認真回答，有時還查閱資料來提供幫助。“這些情景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沙老在工作上經常勉勵我，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知識。沙老樂觀豁達的精神和對人民事業的熱愛真正詮釋了什么叫國際主義，白求恩精神在他身上流傳著。”韋建樺常委說。

　　政協委員的愛與責任

　　2005年3月8日，十屆政協四次會議新聞出版界別的一場小組討論結束后，委員們紛紛換上喜慶的服裝，為愛潑斯坦、沙博理、陳必娣三位1915年出生的外裔全國政協委員慶祝九十壽誕。這場小聚會洋溢著歡樂和幸福，委員們各顯才藝，對三位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老人表達祝賀與敬重之情。沙老向大家表示感謝后還幽默地說，自己離雷鋒精神差得太遠了，再活兩年試試看，也許還可以改進。全國政協常委蘇士澍當時參加了這場壽宴，他回憶道：“我為三老寫了大大的‘壽’字，沙老非常喜歡，他愛中國傳統文化，比如書法、繪畫、陶瓷、剪紙等。我們大家一起為三位老人唱生日歌，這些溫暖的情景恍如昨日。”如今，近十年時間過去，當沙老離世的消息傳來，他只覺“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十屆政協時，沙老已近九十高齡，我們為了他的身體考慮，覺得他應注意休息，但沙老不這么做，總是力爭從頭到尾地參加，包括每一次小組討論。”

　　對沙老來說，政協委員這個身份，既是榮譽，也是責任。自1983年成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以來，他始終重視參政議政，經常到全國各地調研考察。忠實履行政協委員職責，認真行使政協委員權利，敢講真話，勇建諍言，積極提出很多有價值的意見建議。“沙老總是認真地聽、認真地記、認真地發言，他對社會的觀察非常全面，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意見建議。記得沙老曾經在小組討論中有過一次非常‘激烈’的發言，他說，現在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了，生活好了，但卻越來越忽視奉獻，只講個人利益，形成了不良的社會風氣，社會道德失范的狀況應該引起注意。沙老嚴肅的話語讓全場為之肅穆。”全國政協委員聶震寧說，沙老留給我們的這種精神風范令人感動和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