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武俠小說在中國代表一種停留于原始“互滲律”層次上的幼稚的思維方式，它基于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人性觀，彌漫于中國從下層民眾到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深處，是對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識的一種遮蔽和解構。在今天武俠精神向影視和電腦游戲的滲透更是使人們沉溺于幻想而忽視了對社會公正體制和合理的思維方式的重建，亟待我們在大眾中普及一種起碼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關鍵詞：武俠小說；天人合一；常識；理性

　　常識，西文common sense，本是流行于歐洲18世紀的一個術語，指普通人憑借自己的正常認知能力都能夠獲取的基本知識。當時的經驗派和唯理派在哲學上爭論得一塌糊涂，各執一端，但也有些人認為不必如此較勁，雙方都有一些道理是普通人都能夠接受的，只要這些道理能夠應付日常生活就夠了，過于鉆牛角尖反而有害無益。兩派中大部分人也的確都承認某些共同認可的東西，就是那些最淺顯的道理。后來的哲學家也時常有主張返回到常識的，如蘇格蘭常識學派、美國的實用主義。但常識最主要的批判鋒芒是針對當時的宗教教條和迷信的，因為它們一方面與人們已經掌握的科學知識不合，另一方面不能在每一個正常人的經驗中得到驗證。因此，常識雖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識，但卻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熱（宗教狂熱、道德狂熱、戰爭狂熱、復仇狂熱、偶像狂熱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劑。

　　但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常識極不發達的民族。我們要相信一個東西，往往就要走極端。比如儒家講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兒”、“割肉療親”的地步；道家講養生，就要追求長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個個都早早地進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文革中，對偉大領袖的信仰也一定要用把像章別在肉上這種方式來表達，否則好像就不夠虔誠。我們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預兆、禁忌、神功、氣數、卦象、祥瑞、符咒、靈怪、魔障、風水、命相，以及各種無法解釋的“奇技淫巧”。近代以來，西方的船堅炮利打破了中國的國門，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討和掌握船堅炮利的科學技術原理，而是尋找能夠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諸如羊血穢物和氣功咒語等等，接著就是義和拳的“刀槍不入”。即使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其實抵擋不了西方的戰爭機器，我們能夠想到的也頂多不過是把這套機器買過來，然后雇幾個洋教頭教習一下操作方法，由此建立起了當時位居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甲午戰爭的慘敗和繼之而來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終于讓國人有了一點初步的常識，廢科舉，辦新學，聲光化電不再只是奇技淫巧，而是重新理解的“格致”（格物致知）之學。清政府的倒臺使中國不再存在拒斥西學的人為障礙，大批知識人放眼世界，留學東洋或西洋，才發現我們原來五千年來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這時才有可能形成對現代生活的常識：國家的事要大家協商著辦———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據客觀規律來做———這就是科學。

　　但這兩句看起來毫無新意的大白話，在中國實行起來竟是如此之艱難。國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么“實事求是”、“參驗質測”，但那些都是說著好聽的，說說而已。五四以來我們把這就當成民主和科學的意思，最激進的那批人則把民主發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繼而把科學落實成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中國人始終沒有真正脫離對“怪力亂神”的興趣和對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變成了半個世紀的造神運動，而科學技術即使成了第一生產力，也還是變相的奇技淫巧，沒有多少人對其中的科學原理真正感興趣。然而，20 世紀70 年代以后，造神已經失敗，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當，真正能夠滿足中國人的想象力的，就只有武俠小說了。

　　20 世紀80-90 年代，中國讀書界幾乎都是剛剛引進的港臺武俠小說的天下。市民階層的瘋魔不必說了，我的幾位學者朋友竟也成了金庸、古龍的粉絲，有的還購齊了全套的金庸。記得當年讀研究生時，偶爾在雜志上讀到梁羽生的一篇小說連載，一拿到就放不了手，耽誤了不少大好時光，從此下決心戒掉此癮。后來聽說金庸受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和博士生導師，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國的人文現狀來看，他不當院長誰當？他是一大批專家教授們的偶像。他的最終辭職不過說明，當今的官僚體制本質上是反人文的。不過，本文要說的倒不是這個，而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一大特點，就是不顧常識而追求傳奇。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就是武俠小說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