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黨中央、國務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立意高遠、影響深廣。三年過去了,京津冀協同發展勢頭正猛,有許多可喜可賀的變化,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招大棋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全面改革、全方位開放的新階段,而2014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篇布局之年,也可以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元年”。當前改革正處于攻堅期和深水區,沒有敢于啃骨頭、涉險灘的歷史使命感和革命豪情難以為之,沒有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精神感召力和行動號召力難以為之,沒有沖破思想觀念束縛、打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改革決心和變革勇氣難以為之。從政治、經濟、生態等多個角度看,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戰,京津冀都應該當仁不讓、率先行動。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呼聲由來已久,中央和地方也都有意推進,但卻由于種種原因、重重阻力,一直處于“久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尷尬境地。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首次將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意味著京津冀協同發展必將取得實質性進展,由原先的理論構想轉變為三地的實際行動。2014年也因此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元年”。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時代氣息和戰略意義

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京津冀地區地位特殊、作用重要,黨中央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其目的就是在于發揮好京津冀的戰略帶動作用,引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爬坡過坎、再上新臺階,為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一,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全面改革、全方位開放的重要“試驗田”。改革的重點在“改機制”,而改革的難點則在“改政府”。中央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并且從中央層面成立領導小組協調相關工作,就是為了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籬,積極探索地方利益協調機制優化、政府管理科學化的有效實現形式,以及市場機制完善、社會治理能力提升、社會公共服務健全等配套改革的協調推進機制,使全面改革從頂層設計、地方創新到取得應有成效,切實產生“一竿子插到底”的改革實效。

第二,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形成我國經濟“第三極”、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和實現轉型升級的主要“發動機”。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環境和內外部條件正在經歷重大轉變,如何在經濟發展保持合理速度的前提下,實現增長動力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成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京津冀為核心的環渤海地區是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后,我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積極推動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不僅能夠實現京津冀的一體化發展,而且對整個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起到標桿示范作用,這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第三極”的形成,是保持經濟增長合理速度的重要支撐。京津冀協同發展搞得好,在推進產業梯度轉移的同時,能有序化解過剩產能、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必將為我國經濟內涵式增長提供諸多有益的借鑒。

第三,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關鍵“領路人”。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歷史任務,也是我國擴大內需最大潛力之所在。京津冀地區既有世界知名的國際化大都市,也有著名的“環京津貧困帶”;既有基數巨大的本地戶籍人口,也有規模龐大的外來常住人口;既有功能完善設施齊全的現代化大都市,也有偏遠落后缺少保障的廣大農村腹地。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利于將京津冀的“一群城市”發展成“一個城市群”,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利于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使城鎮化切實體現以人為本;有利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示范作用明顯,為新型城鎮化在全國范圍內破題、落地開辟了新的道路。

第四,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實現區域經濟、社會、生態和諧發展的典型“示范者”。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包含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等諸多因素在內的綜合體系,而京津冀是我國霧霾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全國十大污染城市占據七席,交通擁堵等問題也飽受社會詬病,因此搞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還老百姓一片綠水藍天,不僅關乎本地區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更關乎當地居民的基本生存環境和生存權利;另外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通過優化產業布局、完善基礎設施配套以及教育、科技、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一系列措施引導人口在城市群內有序流動,為進城務工人員和大學畢業生提供更多更廣闊的就業創業空間,為城鄉常住居民創造更多更宜居的環境條件,有利于緩解中心城區的人口、交通、住房等壓力,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進展新態勢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已實施三年,這一根植于時代的要求、著眼于宏偉目標、來源于實踐探索的重大國家戰略,正一步步由藍圖變為現實,取得了諸多新進展,呈現出許多新態勢。

其一、京津冀協同發展在交通、生態、產業三大領域率先破題。京津冀三地積極主動融入重大國家戰略,加強整體謀劃,扎實落實根據各自功能定位制定的建設實施意見,三地深度合作局面逐步形成,并在交通、生態、產業等重點領域取得了突破。從北京來看,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五大領域的350項重點工程已有106項開工,環境、水文、綠化美化都在緊張地進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重點領域建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去年累計關停退出一般制造業和污染企業335家,疏解各類商品交易市場117家,京唐城際北京段開工,京臺高速北京段建成通車。從天津來看,2016年,京秦高速天津段建成通車,一批“斷頭路”“瓶頸路”順利打通;推動三地重污染天氣預警標準統一,加大了聯合應急、聯動執法、協同治污的力度;實現了一批產業合作項目簽約落地,吸引京、冀企業來津投資到位分別為1700億元、294億元。從河北來看,河北著力打造了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等重點平臺,積極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都地區環線高速河北段實現了全線貫通,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水資源保護信息實現了共享,引進京津資金達到了3825億元。

其二、京津冀初步建立協同發展新機制。三年來,京津冀三地積極探索深度合作,初步形成了政府、企業、社會多重互動合作新機制。比如2015年中共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做出重大決定,兩省、市互派百名干部交流任職;比如中關村“一園多地”,建立不同層次的創新體系,抓好創新平臺建設,形成新的產業鏈、資金鏈;比如積極開展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探索與實踐,在投資與服務貿易便利化領域開放有新突破,“負面清單”中涉及的行政管理、通關物流、檢驗檢疫等關鍵環節有新舉措;比如京津冀學者自2014年開始已經連續三屆舉辦“京津冀協同發展研討會”。京津冀三地不同機構、不同部門紛紛簽署不同形式的合作協議,逐步形成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機制、新動力。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