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章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北京市委副主委，抗腫瘤蛋白質藥物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長江學者，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毫無疑問，一個國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學家。科學家本應該是一個相當受人尊敬的職業。當公眾能夠自覺關注科學多于明星和花邊新聞時，民族才更有希望。

羅永章

為改善人類生活質量而科研

提問：最近您和團隊剛剛宣布一項重大消息。您和同事們在世界上首次證明的腫瘤標志物熱休克蛋白90α（Hsp90α），已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準用于臨床肝癌檢測。您能用最通俗的語言，介紹一下這項成果的意義嗎？

羅永章：我國是肝癌發病人數最多的國家，這項成果對老百姓最大的意義在于它能夠提高早期肝癌檢測和防治水平，有效地降低肝癌死亡率。肝癌之所以被稱為“癌中之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肝癌患者通常發現時就已到中晚期，難以救治，生存期經常不到半年。其實，癌癥如果早期發現，治愈率可達90%以上。

Hsp90α檢測肝癌具有三個突出優點：靈、準、早。靈是指靈敏度，Hsp90α檢測肝癌的靈敏度為93%；準是指可以檢測AFP檢測結果為陰性（即：AFP檢不出）的肝癌患者，檢出率高達94%；早是指可以發現早期肝癌，檢測靈敏度是91%。而目前臨床公認用于肝癌檢測的標志物是甲胎蛋白（AFP），靈敏度僅有50%左右，且對早期肝癌很不敏感。與AFP相比，Hsp90α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優越的肝癌標志物，對于實現肝癌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有重要意義。目前，這個標志物已獲準用于肺癌和肝癌檢測。肺癌和肝癌都是發病率非常高的癌癥，特別是我國肝癌人數全世界最多，所以這項成果對中國老百姓格外重要。

提問：從科研到臨床應用，想必是一個漫長、艱難的過程。這其中最困難的是什么？是錢？是人才？還是機制？

羅永章：都很重要，但人才是第一位的。錢是人賺的，機制也是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在很多情況下互為因果。

提問：您曾說，我就想不受科研經費的限制，盡情“玩”一把科學，按照特別自由的思路研究腫瘤。就算不能把癌癥徹底治愈，只要可以把它控制住，這輩子也值了。您覺得，科研經費如何花，才能更有效？

羅永章：眾所周知，生物醫藥是燒錢的行業，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在美國，一個新藥的平均研發費用是十幾至幾十億美元，時間是12-15年；在中國，新藥的平均研發費用是幾億到十幾億人民幣，時間最短也是10-15年。可見，藥物和醫療器械的研發投入有其基本規律，這在國際上都有共識。但并不是錢和時間到位了就一定會做成藥。一個藥物經常是很多科研工作者傾盡畢生精力才能獲得的成果，而且失敗的幾率遠高于成功，很多項目最后無果而終。體現在藥物研發人員身上，則是一輩子默默無聞，可能沒有做成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感到自己一生一事無成，很失敗很抑郁。這里，人起了很關鍵的決定作用，特別是研發團隊的領軍人物。合格的領軍人才能夠對領域和項目的發展方向進行正確的判斷，可以提高科研投入產出比。

我一直秉持“為改善人類生活質量而科研”的原則做事，并不僅為了滿足自己的科研好奇心。我確實希望可以有足夠多的錢盡可能地“玩”一把科學，但是最后的落腳點一定要有能用之于民的成果，絕對不能讓納稅人的血汗錢打水漂。

提問：您的學生們曾經“抱怨”，生命科學的教授太“忽悠”人了，說起來很好聽，是前沿學科，實際上不僅就讀時間長，工作也不好找，工資還低。這是實情嗎？您的研究梯隊建設遇到過這樣的困難嗎？

羅永章：是實情，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做好科技成果轉化。但我的團隊沒有遇到這樣的困難，畢業生都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工作。以胰島素市場為例，目前超過90%的國內市場被外企壟斷。我們曾經算過賬，如果我國胰島素全部國產化，并且，假設我國糖尿病病人都能使用胰島素且得到很好的控制，這個市場每年能夠養活至少15萬平均年薪18萬元的生物學博士，根本不應該出現找不到工作的情況。其實，類似現象在其他專業也存在，比如機械、電子、汽車等。

另一方面，成果轉化型人才真的稀缺。我們培養的那些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生在走出校園時絕大多數達不到企業所需的標準，需要重新回爐，重新培訓，這體現了教育和需求的嚴重脫節。我組建成果轉化人才梯隊時還遇到其他困難。比如，高校和科研機構里從事轉化研究的人員在待遇和發展空間上的“二等公民”現象非常嚴重，這導致團隊里的很多科研人員很難完全按照成果轉化所需的分工一心撲在轉化醫學研究上。因為他們都需要生存，為了不被學校開除，就必須達到所在單位崗位考核和職稱評定的要求，發表足夠好和足夠多的學術論文，所以不得不在承擔成果轉化任務的同時為自己的課題、經費和文章努力打拼。

提問：據不完全統計，您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的SCI級別文章共計62篇，并擁有授權專利38項。但在不同場合下，您關注和發聲最多的，還是“科研成果轉化”問題。

羅永章：也許很多人認為我是做企業的，但我真正的本職工作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任教15年以來，我做了十多年的班主任，并且兼任過一屆學生的年級主任。我在清華既要教學又要做科研，我的實驗室不算小，博士生都是自己帶，自己指導實驗、給他們修改文章。我個人和我的課題組都是從事基礎研究的，但我和大多數教授的區別是，我自以為會看出哪一類課題或發現具有轉化價值，所以轉化效率就會高一些。

我之所以格外關注轉化醫學，是因為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滿足人民需求。如果成果不轉化，發表的文章再多、影響再大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國的轉化太薄弱了，科技成果轉化率還不到10%，而發達國家可超過40%。所以，盡管近年來我國高水平論文呈爆發式增長，但科技成果對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還有待提高，觸手可及的大多是舶來品。所以我還要再次強調轉化，因為科技成果如果不轉化，對于老百姓的意義幾乎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