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藥管控有了好消息。近日，針對“廉價藥短缺”的問題，國家衛生計生委體改司副司長姚建紅表示，廉價藥短缺問題成因復雜，將采取納入目錄管理、建立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定點生產、改革價格管理等措施來應對。

廉價藥，又被稱作基本藥物。何為“基本”？總結起來，無非是保證供應、基層能夠配備、國民能夠公平獲得。然而，基于常態性短缺的事實，廉價藥又屢被調侃成“稀罕藥”。事實上，廉價藥可分為“大眾藥”和“小眾藥”，大眾藥（譬如感冒藥）雖然廉價，但以量換價，具有規模效益；小眾藥可以看做救命藥，短缺斷供的問題基本都出在它身上。

廉價藥短缺原因何在？誠如姚司長所言，“成因復雜”。首先就是因為“小眾化”，它有可能是非常規藥品，只對特定人群和疾病有效，用量小、儲備少；其次就是稍微常規一點的用藥有一定用戶群，叫好但不賺錢，藥企沒有生產積極性；再者，還可能因為客觀原因，比如原材料不易獲得、生產工藝要求高。藥企因此緊縮生產、停止供應，在市場邏輯里無可厚非。在此情形下，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重新激發藥企動力。

看看之前的調控政策是怎么做的？為解決藥企制藥積極性問題，2014年，衛計委、發改委等8部門聯合提出《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取消最高零售限價，讓廉價藥生產企業能夠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自主定價”。此后，國家發改委發布《發改委定價范圍內的廉價藥品目錄》，取消530種藥物的最高零售價。另外，各省市也曾準備推進建設廉價藥儲備制度和專供渠道，但迄今為止并未得到有效落實。

在今天，總結之前政策成效甚微的一個關鍵思路，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與邊界。取消限價令，顯然是站在市場自發調節的思路上，指望企業自主定價、提高生產積極性。然而企業縱使稍有動力，面對的依然是醫改壁壘。拿以藥養醫、招標采購來說，藥企將廉價藥提高100倍，也難以比價更昂貴的進口藥，醫院顯然更鐘情于后者；由于統一招標采購傾向于“價低者得”，大企業難以和小企業“惡性競爭”，索性舊藥裝新瓶，搖身一變、重新入市。

因此，在采購招標、醫保控費面前，藥企不僅議價能力低，而且容易陷入“惡性競爭”。一旦如此，市場就不再平衡有序。這時候，政府插手進來，以“目錄管理、定點生產”的強制方式，將生產責任明確給個別企業，效果自然立竿見影。從長遠來看，市場將廉價藥問題調整好也不是沒有可能，但就目前“短缺”這個緊迫事實而言，“有形之手”不得不伸，尤其在我國的醫療、醫藥體系之下，進行針對調控、規范引導，實有必要。

回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來說，“取消限價”解決的是藥企之間的競爭關系，而“定點生產”，解決的是廉價藥和老百姓之間的供求關系。“廉價藥”本身是為平民百姓所設計，而且要確保基本供應不斷檔、不過量，這就要求必須進行相關干預調節。在此也提一句，干預的同時，還應充分考慮到指定藥企的感受，確保廉價藥的生產質量。（王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