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魅力之二：耐讀性

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jīng)典》用十四條理由說明為什么讀經(jīng)典，其中幾條都與耐讀性有關(guān)。經(jīng)典是“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fā)現(xiàn)的書”。“是一本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凡可以稱為經(jīng)典的書，一定是耐得住咀嚼、值得我們不斷閱讀的精神產(chǎn)品。

經(jīng)典為什么耐讀？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里面特別強調(diào)“陌生性”，書有陌生感，才會引起讀者好奇，具有吸引力。從陌生性的角度分析，經(jīng)典的耐讀性反映在三個方面。

首先，經(jīng)典必然是獨創(chuàng)的，是獨一無二、無須重寫的書。《紅樓夢》面世之后，續(xù)書很多，但沒有一部成為經(jīng)典，原因很簡單，《紅樓夢》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獨創(chuàng)。魯迅被看作現(xiàn)代文學中的經(jīng)典作家，也可能是以后世世代代的經(jīng)典作家。為什么魯迅是經(jīng)典作家？讀《阿Q正傳》就可知道。魯迅塑造了獨一無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這個形象來凝縮中國人的國民性——阿Q精神勝利法。他的自輕自賤，他的妄自為大，他的自我安慰、自我開脫之道，都和中國人的國民性息息相關(guān)。魯迅當時就看穿了當代人的這些把戲。我現(xiàn)在讀《阿Q正傳》仍然感到很沉重，有時也會忍俊不已。為什么呢？因為看到阿Q，往往就想起身邊的某某人，這個形象極為獨特。

其次，經(jīng)典的耐讀，來自于其豐厚的內(nèi)涵。王蒙寫有《王蒙活說紅樓夢》，他說，“我喜歡一次又一次地閱讀《紅樓夢》。我喜歡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紅樓夢》，每讀一次都有新發(fā)現(xiàn)，每讀一次都有新體會新解讀。”這是講經(jīng)典對一個人的一生，都是無盡的寶藏。魯迅在《<絳洞花主>小引》中說：“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這是講經(jīng)典對不同讀者而言，會有不同的發(fā)現(xiàn)。不同人對一部作品的閱讀，會因為個人的修養(yǎng)、文化背景不同，所得也有所不同。但如果《紅樓夢》里面沒有這樣的內(nèi)涵的話，讀者也是無法看出來的。《紅樓夢》就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書，值得我們讀。

再有，經(jīng)典的耐讀，在于思想的深刻性。經(jīng)典就是人類思想的策源地，就是人類文明的發(fā)生地，經(jīng)典必須是深刻思想的所在。儒家思想來自于“四書五經(jīng)”和《論語》《孟子》，道家的思想來自于《老子》《莊子》。人類的軸心時代恰恰是經(jīng)典的爆發(fā)期，也是人類思想的爆發(fā)期。

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把柏拉圖和莎士比亞作為傳統(tǒng)正典里面的正典，而把卡夫卡作為西方現(xiàn)代正典里面的正典。為什么給卡夫卡這么高的地位，把他放在經(jīng)典里面的核心位置？就在于卡夫卡小說隱含了作家對于人的生存狀況非常深刻的思考，如《城堡》。故事很簡單，K是主人翁，K多年前被伯爵聘為土地測量員，千里迢迢到城堡報到，但是到了城門卻不得其入。守門人不知有土地測量員這個人，也不知有伯爵聘用這回事，于是K就留在了城堡外面的村子里，天天想要進入城堡。高更年翻譯這部小說，“前言”里介紹了《城堡》主題的十四種說法。如果從隱喻式的角度解讀，“城堡”確實具有象征性。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里說，卡夫卡的小說主要表現(xiàn)的是人的存在和意識之間的罅隙，用卡夫卡的話來說：“目標只有一個，道路卻無一條，我們謂之路者，不過是彷徨而已。”人生尷尬是卡夫卡的小說表現(xiàn)的重點，而這種人生的尷尬和困境，就來自意識與存在之間的矛盾。人不可能有任何預設的目的，因為人的任何目的都是非真實的，然而人卻永遠希望這種目的的存在，于是就產(chǎn)生了“預期——他們的和我們的——為實際上的、現(xiàn)實的世界所阻撓”，K永遠也進入不了這個城堡，意指人永遠也達不到他的目標。

還有，讀卡夫卡的小說，我們會感到：每一個人進入這個世界都是偶然的，都是一個唐突的外來者。他想融入這個世界，然而在這個世界之上，個體永遠是個外來者、局外人，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是如此之疏遠，如此之互不相關(guān)，如同K與他周邊人的關(guān)系。我們看他的小說，就可以看出人的存在荒誕性，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陌生。K在村莊里交了一個女朋友弗麗達，弗麗達是城堡的官員克拉姆的老情人。K之所以和她交往，就是想通過她接近克拉姆，解決他進入城堡的問題。同樣弗麗達失寵，想要交往個外地來的陌生人，以引起克拉姆的重新注意，也是在利用K。這對男女的朋友關(guān)系是互相利用的關(guān)系。我們再看看K身邊的兩個隨從，不知道什么時候來的，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走的，干的都是窺視、搗蛋的事情。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是如此陌生、冷酷、撲朔迷離。寫的就是這樣一種關(guān)系。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進入網(wǎng)絡社會，這是個信息高度發(fā)達的社會。按說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感應該是越來越縮小、親和感會越來越強。而實際情況是人更孤獨了，人與人間的關(guān)系更冷漠了。你為什么用手機不斷地曬自己？就是因為太孤獨了，太需要有朋友理解你、了解你了。但是網(wǎng)絡能解決人的孤獨問題嗎？網(wǎng)絡代替了我們的實際交往，人和人之間第一人體的交往少了，第二人體的交往即虛擬人體的交往多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實則越發(fā)疏遠。從《城堡》對人的關(guān)系的描寫，已經(jīng)預見到了人今天的生存狀況。

再舉一例。《三國演義》寫中國人的政治觀，講天時地利人和，一個政權(quán)的取得和失去都與天時地利人和有關(guān)系。曹操得天時，孫權(quán)得地利，劉備得人和。《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十一回有集中描寫：劉表死，蔡瑁與蔡夫人立劉琮為荊州主。劉琮投降曹操。劉備不愿誘殺劉琮以奪荊州，愿走樊城避曹兵，但曹操派八路大軍殺向樊城。孔明建議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劉備說：“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隨者同去，便同過江，不愿者留下。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于是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劉備于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劉備急令關(guān)羽催船渡之，方才上馬。到襄陽城下，被劉琮所拒，劉備聽取諸葛亮意見，奔江陵，擬取江陵為家。同行軍民十余萬，大小車數(shù)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shù)，一程程挨著向江陵進發(fā)，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到劉表墓前時，哨馬來報：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shù)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后人有詩贊之曰：“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慟三軍。至今憑吊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這里面蘊含著一個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就是什么樣的政權(quán)才是一個合法的政權(quán)。真正的合法政權(quán)是擁有百姓擁戴的政權(quán)，誰獲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誰就是合法政權(quán)。這就是一種全新的政權(quán)觀，也是《三國演義》作者擁劉反曹的真正原因。當然這種歷史觀來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為本。“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獲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而真正獲得百姓的支持則在得民心，天下之得與失，系之民心向背。由此孟子提出一個萬世不泯的結(jié)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民黨當年號稱八百萬大軍，三大戰(zhàn)役拿的是洋槍洋炮，解放軍拿的是土槍土炮和從日本人那里繳獲的一些洋槍洋炮，但為什么國民黨就稀里嘩啦地垮臺，跑到臺灣去了呢。不就是《三國演義》里面說的，誰擁有了老百姓的擁護，誰就是合法的政權(quán)嗎。是老百姓推著小推車，把共產(chǎn)黨送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舞臺。可見《三國演義》的思想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