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曉光在紅軍長征紀念碑前敬獻花圈

范曉光（中）在汶川指揮抗震救災

“我長大了解放什么呀？”

1944年，王平任冀晉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晉區黨委書記，年底率部進軍雁北、挺進綏東，積極對敵開展攻勢作戰，在平綏路以北開辟了新的根據地，從而打開了延安到東北的通道，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年，王平的長子出生。因為抗戰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妻子范景新給孩子取名為“曉光”。

小時候的曉光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媽媽起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為父親工作忙碌多不在身邊，跟母親更親近的他鄭重向父母“要求”：自己要姓范。

跟母親親近，但受到父親的影響卻一點不少，范曉光從小就希望，長大了能參軍打仗。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張家口，那時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打勝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勝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歡天喜地慶賀，唯獨范曉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這個，明天解放那個，全國都解放了，我長大了解放什么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曉光說，自記事起，他就在渴望長大，希望自己能當一名解放軍戰士，為解放全中國出力。“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對黨和軍隊充滿了感情，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爭光的信念從小就植根于心田。”

軍隊夢隨著年紀的增長，也愈發強烈明確。為表達對軍隊的感情，中學時范曉光還一度把名字改為王可軍，意思為“可以參軍”。

1964年，夢近了一點。范曉光考入南京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現為南京理工大學）。

入學后，學校安排新生下連當兵鍛煉。當時，正值全軍開展大比武活動，范曉光訓練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連隊表揚。連隊黨支部還把他列為入黨培養對象，要他寫一份入黨申請書。

“但我不會寫，就給父親寫信，問他入黨申請書怎么寫。”父親的回信讓有些成績的范曉光冷靜下來：“你追求進步，我感到很高興，但是你連入黨申請書都不會寫，說明你還不具備一名共產黨員的條件，你要好好學習黨章和黨的歷史，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到時你就會寫入黨申請書了，等你會寫入黨申請書了，說明你離黨員的標準也就不遠了。”

讀了父親的回信，范曉光認識到自身的差距，也漸漸開始去理解“共產黨員”的含義。回到學校后，他按照父親要求，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周末帶領班上同學到街頭學雷鋒做好事，處處起帶頭模范作用，被學校評為模范共青團員，后來又被發展為預備黨員……

在范曉光入黨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隨著父親被“打倒”，范曉光也受牽連，雖然入了黨，但遲遲不能轉正。同一年，根據中央軍委決定，南京炮兵工程學院和其他兩所軍事院校改為地方院校，學校全體教員和學員集體脫軍裝轉業，范曉光第一次當兵的經歷就這樣“匆忙”結束了。

“一心一意想當兵，沒想到這么快就結束了。不過比起父親所遭受的折磨，我自己人生的一點挫折變化，不算什么。”1968年大學畢業后，范曉光被分配到東北39軍116師農場勞動。

“農場的勞動強度非常大，但大家干勁都很大，大冬天赤著腳冒著嚴寒到蘆葦塘改造而成的水田里平田。由于有一些蘆葦根沒有清除干凈，一腳踩下去，稍不注意腳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細剔除傷口里的淤泥，然后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進傷口時，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這樣，第二天繼續下田干活。在插秧過程中，范曉光因勞累過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里，被送到醫院檢查后才知道。出院后，農場把范曉光樹為先進典型。

但同時，由于父親受審查，連隊組織召開批判會，要范曉光和父親劃清界限。“但是我拒絕這樣做，因為我堅信他絕對不會反黨，更不是反革命。”于是，范曉光又由先進典型變成了反面典型，受到批判。

“父親被打倒，家被抄，家里人也被趕出了原來的住房。全家人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有的被下放到煤礦和農場勞動鍛煉，有的到農村插隊。一家人被分散到幾個地方。”

即便這樣，范曉光依然與父親保有一樣的信念。“無論專案組如何威逼，父親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不講假話。期間我去看望父親，他說，我對黨是忠誠的，我沒有反黨，沒有罪！”

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王平被解除關押。1973年，范曉光也調回母校當教員。

但因為始終對軍隊充滿感情，一直想再次穿上軍裝。“1978年，終于第二次當兵入伍，到軍委炮兵科研處工作。”在炮兵工作期間，范曉光潛心科研，參加指導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裝備的科研課題，這兩種新定型的裝備后來都參加了國慶35周年和50周年閱兵……

這一次，范曉光的軍人之路走得通暢亦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