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曉光簡介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開國上將王平之子。歷任總參謀部動員部副部長、部長，2003年12月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2005年7月晉升為中將軍銜。

范曉光

王平上將

范曉光（左）和父親王平上將的合影

在有“川西北高原的綠洲”之稱的若爾蓋草原，阿壩州若爾蓋縣班佑鄉，80年前紅軍長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著一座高18米、寬24米、重1800多噸的紅色花崗巖雕塑“中國工農紅軍班佑烈士紀念碑”，碑名為“勝利曙光”。

紀念碑主體由24尊神態各異的紅軍人物形象和一面軍旗組成，凝重再現了1935年數百名紅軍將士在草地不幸集體殉難的真實歷史故事。

當時任一方面軍紅三軍團十一團政委的開國上將王平，是那段歷史最直接的經歷者和記錄者。他一生經歷驚濤駭浪，但每每提及這段長征中班佑過草地的故事，仍會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2011年，紀念碑揭幕后，王平將軍的長子范曉光深情撰文，以“父親的草地”為引，回憶悲壯的長征往事，亦紀念勇敢無畏的紅軍英烈。

“人們嗚咽著、哭泣著，天空中的‘龍達’像雪片似地在寒風里紛紛揚揚飄落、飄落，落進了人們悲傷的心中，我好像又聽見了父親的草地回憶……”

“我只是個幸存者”

范曉光說，那座紀念碑上，刻寫的父親回憶錄里關于在班佑過草地的文字，他已無數次閱讀。父親的那段回憶，也已深深銘刻在他心里，幾乎已成為他的一段生命記憶。

“紅三軍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終于進到班佑。我們紅十一團過了班佑河，已經走出70多里，彭德懷軍長對我說，班佑河那邊還有幾百人沒有過來，命令我帶一個營返回去接他們過河。剛過草地再返回幾十里，接應那么多掉隊的人，談何容易。我帶著一個營往回走，大家疲憊得抬不動腿。走到河灘上，我用望遠鏡向河對岸觀察，那邊河灘上坐著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帶通訊員和偵察員涉水過去看看情況。一看，哎呀！他們都靜靜地背靠背坐著，一動不動，我逐個察看，全都沒氣了。我默默地看著這悲壯的場面，淚水奪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們一步一搖地爬出了草地，卻沒能堅持走過班佑河，他們帶走的是傷病和饑餓，留下的卻是曙光和勝利。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一個一個把他們放倒，一方面是想讓他們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細地檢查一遍，不能落下一個還沒有咽氣的同志。最后發現有一個小戰士還有點氣，我讓偵察員把他背上，但過了河他也斷氣了。我們滿含淚水，脫下軍帽，向烈士們默哀、鞠躬告別，然后急忙返回追趕大部隊……”

范曉光說，父親回憶起這些故事，總有種掩飾不住的悲傷。故事里的每一個細節，就像一根根穿透時間的針，深深刺進父親的心里。

“人踩在草甸上就像蕩秋千一樣晃來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腳踩空，陷進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掙扎陷得越深，以至沒頂。”

“草地大部分地區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飲用，走路時刺破了腳，傷口被水一泡就紅腫潰爛，難以醫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殘廢。還有的同志干渴難忍，喝了兩口污水，肚子立刻發脹發病死亡。”

“越往草地深處走，行軍速度越慢，青稞炒面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爛馬、樹皮草根，甚至糞便中殘留的糧粒都成了充饑之物……我們團部有位小通訊員，饑餓折磨得他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開始同志們扶著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堅持自己走，實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說，多爬一步，就離走出草地的目標近一步……”

“我們紅十一團過草地，因為疲勞、凍餓而掉隊死亡的有將近兩百人……”

痛是王平關于長征最深刻的感受，“不能忘記那些烈士，他們是英雄！我只是個幸存者。”

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王平確是一名幸存者。他經歷了太多子彈從身邊呼嘯而過的“千鈞一發”。

一次戰斗中，王平和十一團團長蹲在一條小溝里指揮戰斗，一顆子彈從側面打來，從團長后背兩側穿過，打到王平的皮挎包上。

長征途中攻占古坡圩集鎮后，王平和警衛班在一個小山坡上睡覺，忽然，班里一個戰士的槍走火，子彈從睡在王平邊上的班長身體穿過，又貼著王平的耳邊飛去。

攻打遵義城時，王平和團長在臨時挖的一個坑里用望遠鏡觀察指揮戰斗。突然，一發子彈擊中團長的手，把望遠鏡打到一邊，王平感到號兵在附近吹號有危險，就命令通信排帶開，他剛一回頭，又一顆子彈從后腦勺擦過……

是個幸存者，但也絕不僅是個幸存者。彭德懷軍長在指揮所親眼看到十一團指戰員們在敵人槍林彈雨中的英勇頑強，稱贊說：“這是紅軍政治思想覺悟的最高體現，是政治工作高度發揮作用的結果。”———這也是對十一團政委王平的肯定。

長征途中，十一團全體官兵英勇善戰，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四渡赤水，奪占婁山關、保衛遵義城等戰役中，多次擔任紅三軍團前衛和后衛，為紅軍主力開辟通道，掩護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安全轉移。王平率領十一團官兵英勇戰斗，每次都圓滿完成了任務。

“參加了革命，就把這一百多斤全交了出去，從來沒有考慮過生死問題。”范曉光轉述當年父親對他們說過的話，“戰爭年代參加革命，隨時都面臨犧牲的考驗，能夠活到革命勝利的，哪一個不是九死一生？”

即便悲壯至此，王平也始終保持了一份豁達和樂觀。與戰友們的團結和“苦中作樂”，也讓范曉光感動。

“1930年5月，父親帶著蘇維埃政府的介紹信，參加紅軍。因為沒有帶組織關系，又沒辦法與原黨支部聯系，1930年9月經黃克誠介紹重新入黨。忠直仁厚的黃克誠是父親最敬佩的人，他們一生情誼深厚。長征途中，黃克誠受到錯誤批判，被放到紅三軍團教導營當政委，歸父親指揮。父親仍然非常尊重他，工作、生活相處非常融洽。黃克誠有次隨父親所在的紅十一團行軍，他深度近視，夜行軍怕摔跤把眼鏡弄壞了，就把眼鏡摘下來收好，由警衛員用小木棍拉著他走。有時我父親和他一起走，父親裝著過溝的樣子跳一下，黃克誠也跟著跳一下，跳了幾次，他才發覺父親和他開玩笑，罵父親‘搗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