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文學思想史的內涵和性質

學術周刊：您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特別是明代文學思想史研究方面，著有《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明代詩歌史》、《明代文學思想研究》等重要學術著作，為什么均將士人心態作為研究的重要內容？

左東嶺：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代文學，但其實我也一直在追蹤研究莊子與《文心雕龍》，我不希望自己被局限在一個點上，這樣會影響自己的學術視野。

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已經推出兩套關于中國古代文人心態的研究叢書，乃是單純研究文人心態。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文人心態研究則與之有所區別，是將其作為連接古代文學觀念和諸歷史文化要素的中介環節。

在研究唐詩、宋詞等繁榮原因時，我們都會涉及政治、哲學、宗教等歷史文化要素，但研究具體作家作品時就很少涉及這些歷史文化要素，形成了“兩張皮”。文學思想研究，要研究文學思想產生、發展、變化、消亡的原因，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如何把外部的歷史文化要素融入文學思想研究當中，就需利用文人心態這一中間環節。哲學、政治、宗教等歷史文化因素要進入文人的文學思想，必須經過士人心態的消化與吸納，再轉化為文學審美因素。由此可見，中國文學思想史的文人心態研究不是為了單純地研究文人心態，而是為了更好地揭示文學思想史的內涵、性質等。比如我所著《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就是研究王陽明心學是如何進入士人內心并塑造他們的人格、心理、情感狀態，同時又如何影響他們對文學的看法的。研究中晚明士人心態，是進行明代文學思想研究的前提工作。

我在這方面也做出一些探討，特別是在文獻使用上，哪些材料是最能表達文人心態的？在中國所有文體中，最能表達人們直接心理的無疑是書信，但寫給誰很重要。比如明代袁宏道辭職時寫了很多書信，有寫給上司、朝廷的，有寫給朋友的，還有寫給親人的。同一時期、同一作者、真偽沒問題，到底哪封書信更能表達其真實心態？真實程度是不一樣的，作為證據的作用效果也是不一樣的。只有把這些綜合起來分析，才能探討他真正的心態是什么。又比如不同文體之間的比較，駢體文是一種形式化的文體，離表達真實心態就會遠一些；詩歌則多是直抒胸臆，表達文人心態就會更明顯一些。如果不進行這樣的比較分析，就不可能進行準確的文人心態研究。

學術周刊：學術研究中，不可避免會涉獵多種文獻資料，在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您的取舍原則是什么？

左東嶺：涉獵、搜羅、閱讀文獻要“竭澤而漁”，務必讀完所有的文獻。做一個朝代或一個階段的文學思想研究，常常是百不得一，讀了一百本書可能只有一兩本有用，不讀又可能漏掉重要的文獻。但使用文獻要精益求精，選擇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文獻。表面看，文章中只引用了幾條文獻，但實際閱讀了很多書，知道相關文獻已網羅無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分析才有底氣。特別是文學思想史，涉獵領域比較寬泛，文獻很多，讀起來很枯燥，需要像工匠一樣一本書一本書地翻、找、讀，最后綜合起來才會出成果，這就意味著文學思想史是一門很難做的學科，需要坐得住，沒有捷徑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