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央及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到場聽會，是兩會的一個慣例。每當此時，政協就舉行較大規模的界別聯組會議，人大代表團則舉行全團大會。

　　今年，大會秘書處安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國家郵政局副局長等領導列席政協民進界別的會議。據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單之后，委員們感覺“不過癮”，以“安排部委負責同志列席小組會要充分考慮民進的界別特點”為由，向大會秘書處提出緊急建議。通過國務院辦公廳協調，教育部、文化部又派來了幾位司長。

　　許多官員同時兼任代表或委員，一些獨特的現象也由此產生。有一次，中國氣象局的前任和現任局長都是科技界別的政協委員，而前來列席的中國氣象局領導是一位副局長。委員們開玩笑說，難道現任局長、老局長給副局長提意見，然后副局長再帶著這些意見回去，請示局長怎么解決？

　　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很多人還記得，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的一次專題詢問中，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嚴以新問到科技部打算怎樣切斷科研經費與科研人員灰色收入的關聯時，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首先回答他：“感謝你提出的問題，也給我一個機會報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們之間無上下級之分，只有人大與政府的職責之別。

　　在一些代表委員看來，更值得黨政官員來聽的是小組會。清華大學教授孟安明委員就覺得，小組會上的發言更“深入”。聯組會的時候，“記者比較多”，而且“對領導要尊重”，大家講話會“溫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關部門派人到各個小組旁聽，否則大家在小組里就是“各說各話，自說自聽”。去年，他在小組會上追問，財政部每年都派人來，并且解答大家的疑問，“我們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協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教育部門專門派6位司長來聽了教育3個小組的討論。

　　在小組會上，那些官至省部級的代表委員———無論曾任或現任，有時會放得很開，痛斥所在領域的弊病。比如，針對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求醫療機構和住院患者要簽署《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 》的新規，全國政協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今年向醫藥衛生界別的同行明確表示，作為醫生，自己絕不會簽這個協議，因為此舉非常可笑，無法根治紅包問題，同時對醫生的尊嚴造成了傷害。

　　“您這么說不怕得罪衛計委的領導嗎？”中國青年報記者問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講的是心里話，你們知道我是在講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