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法院判決“執行難”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執行工作開展困難使得一些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因此嚴重受損。

　　最好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要進一步破解執行難等問題，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執行難”問題為何遲遲難以解決？應出臺哪些政策措施來“釜底抽薪”？一些人大代表就此開出了一些“藥方”。

　　“執行難”損害司法公平正義

　　家住湖南懷化的吳重倫這些天很發愁，三年前兒子被人酒后駕車撞傷，經過反復審理，判決總算下來了，但現在執行問題又擺在她面前。

　　“對方是一家水廠的老板，但特別奇怪的是，法院去查他名下的房產、銀行賬號，都顯示空白。”吳阿姨說，“人也跑到廣東去了，根本找不到。由于得不到醫藥賠償，我的孩子遲遲沒有做手術，現在完全成殘疾人了，真不知道以后我們孤兒寡母的日子怎么過？”

　　近年來，法院判決執行工作步履維艱，執行難問題不僅成為法院工作的痼疾，也產生弱勢群體利益受損、社會誠信嚴重破壞、法律尊嚴受到嚴峻挑戰等系列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民警梁志毅在基層派出所工作了１９年，社區里民事鄰里糾紛很多，在處理的過程中他對法院“判決難”感觸頗深。

　　“到法院打官司，就是求公道，如果法院的生效判決遲遲得不到執行，老百姓肯定質疑司法的公平正義，甚至于寧愿私下解決，也不求助于法律。”梁志毅說。

　　“在我看來，案件判決了執行不了，還不如不判！”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秦希燕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希燕表示，案件“執行難”往往會讓老百姓對依靠正常渠道解決問題的方式產生了懷疑，“‘執行難’也成為產生群眾上訪的一個‘推手’。”

　　執行難，到底難在哪？

　　梳理一些“執行難”案件，基本可以發現以下四種情況總如影隨形：

　　——跟法院“玩消失”：被執行人故意躲避人民法院的聯系，或換電話、或換地址、或外出務工，長期下落不明。利用假抵押、假離婚、假析產、假訴訟或者將財產通過虛假的經濟往來予以轉移。

　　——執行“不給力”：司法腐敗依然存在，個別執行人員消極執行、違法執行；法院與申請執行人溝通不暢，不能正確引導當事人啟動訴前保全和訴訟保全程序；忽視執行階段的工作，給敗訴一方當事人在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前隱藏、轉移財產的時機。

　　——協助部門“臉難看”：被執行人的存款、車輛、土地、房產以及投資情況等信息需多部門配合，然而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很多部門不配合工作。更有甚者，為被執行人通風報信，幫助其隱匿、轉移財產，還有擅自挪用人民法院已依法凍結的款項等情況。

　　——被執行人“太彪悍”：恐嚇執行法官，放言“想要執行，每人抬一副棺材過來”；肆意撕毀人民法院的公告、查封令等，擅自處置應執行的財產；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地方關系網對抗執行。

　　“被執行人難找、執行財產難尋、協助執行難求、應執行財產難懂。”廣西一法院法官許衛錦對判決執行面對的困難如數家珍。

　　他表示，相比上述四個因素，“特殊主體難碰”更讓法院頭疼，“個別被執行人以地方政協委員、地方人大代表等‘特殊’身份對辦案法官施加壓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干擾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

　　完善“頂層系統”杜絕“法律白條”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我發現‘執行難’問題根本上是社會信用問題，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防’比執行不到位后‘懲’更有效。”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此次帶來了建立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應對“老賴”的建議。

　　齊奇指出，建立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有三項“頂層系統”必須先行，即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法人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

　　“老百姓把‘執行難’叫做開‘法律白條子’，可以看出，這種現象嚴重損害了司法尊嚴。”梁志毅贊同建立社會信用制度的辦法，他表示，“只有將每個公民和法人的從業、融資、投資、置產、出境、消費等信息，建成一個國家級的信用信息交換平臺，才能有效解決信用誠信問題。”

　　一些代表建議，應盡快出臺“強制執行法”，進一步將執行程序、執行措施、被執行人義務、協助執行人范圍、責任等具體化，真正將“原則”轉化為“細則”。在刑法上，加大對假訴訟、假析產等惡意逃債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再讓“拒執罪”成為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