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罰款，已經成為社會公害。在我看來，究其根源還是在于收入使用的不公開、不合理。”全國政協委員周漢民對“亂罰款”意見頗大，對罰款去向各種版本的“解釋”，意見也不小。他告訴記者，“其實每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們對此提出看法。每當這時，總有官員出來解釋，解釋之一是罰款沒有指標，二是罰款全部上交財政。”在周漢民看來，這些“解釋”不能令人信服之處在于：一是基層執法人員有罰款指標是一個客觀事實；二是執法部門因此得到獎勵也是客觀事實。

　　周漢民認為，雖然有“收支兩條線”制度，但“支”這條線的無規定、無監督的亂，是罰款亂的原動力，不管好“支”，也就管不好“收”。

　　“相關資料在互聯網上明明白白，早在2012年，人民網就報道了全國交通罰款近3000億元。至于計劃生育罰款，目前缺少基本統計數據，但單筆超過700萬元已經成為事實。”在周漢民看來，公眾之所以對“亂罰款”有意見，是因為對違法行為實行罰款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懲治、減少違法行為，但由于收入和支出管理的“亂”，已經使這種懲治減少違法行為的初衷異化為一定程度鼓勵、增加違法的現實。

　　為了增加交通違章罰款，有關部門一方面對公共服務設施的維護和建設不及時，另一方面有意無意縱容違法行為，以達到多罰款的目的。比如，在某些城市，停車場建設與日益增長的需求極不相稱，特別是道路交通設施建設嚴重滯后而且不以為然；在計劃生育管理中，為多收罰款，對明顯的超生行為不予事先制止，聽之任之。除了上述兩個傳統罰款大戶外，環境、教育、醫療等行業的亂罰款現象正快速上升，特別是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增加稅收變得越來越困難的背景下，各種名目繁多的罰款呈現遍地開花態勢。

　　“我的觀點很明確，重點管住‘支出’之手、兼顧管住‘罰款’之手。”周漢民建議，通過雙管齊下，大力整治“亂罰款”行為。首先，建立統一的罰款收入賬戶，各行各業的罰款都要進入統一賬戶，以省市為單位，建立統一的罰款賬目公開制度；其次，建立罰款統一用于補充社會保障資金的制度，用周漢民的話來說，就是“防止罰款資金的‘跑冒滴漏’”。此外，還應該建立違規罰款糾錯制度，對行政訴訟中敗訴的執法主體實行追溯性懲罰，凡外聘和借用人員的違規執法行為，應追究聘用單位的行政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