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田、胡萬寧委員：

　　多傳播正能量 彌合醫患關系

　　“我從1983年當醫生以來，看到今天的醫患關系，感到很糾結，也很痛心。”在九三學社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王宇田把話題轉到了醫患關系上，“我本來不想提這個事。但今天早晨我看到一個正在云南搶救傷員的醫生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發了一句話‘一群隨時有可能被砍的人正在搶救一群已經被砍的人’，我看后非常傷心。”

　　王宇田舉了近年來發生的幾個事件：懷孕護士被打致流產；一名電視臺的主持人因心疼女友被護士連扎四針，在微博上稱想砍人等。“最荒唐的是那個所謂‘縫肛門’事件，當時寫報道的記者并不了解醫療行業，在沒有完全將事實調查清楚的情況下，便對一個正常的醫療行為進行惡意的炒作。這個事件后來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予以糾正。但這個道聽途說的報道對醫患關系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王宇田說，“希望媒體對醫生多一些理解，不要再對醫患糾紛進行惡意炒作，要多傳播一些正能量，為彌合醫患關系出一份力。”

　　“作為王院長的同行，我也來說兩句。”全國政協委員胡萬寧接著說，“看病難是結構問題，看病貴是體制問題，這些制度方面的問題不該由醫生和醫院來承擔。”

　　委員們說：

　　醫療責任險應像交強險，必須要上

　　“有了醫療責任險，出現醫療糾紛，醫患之間不用面對面，患者可直接向保險公司申請賠付。”全國政協委員溫建民表示，醫療責任險對于分散醫院或醫生的賠償風險，維護醫生和患者的利益都具有重要作用。國外很多國家的醫生都要上這個險。如在美國，執業醫生必須購買責任險，否則無法執業。

　　“醫療責任險就像汽車的強制險，必須要上；如果你沒有發生過醫療事故，沒有訴訟或賠償，那下次保費會降低，反之則提高。”全國政協委員陸洪光說。

　　溫建民認為，從目前我國的國情來看，強制患者上醫療責任險不太現實。最好的辦法就是強制醫院給醫生上這個險。

　　我國醫療責任險覆蓋率不足10%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個別地區就有了醫療責任保險。“但時至今日，我國醫療責任險的覆蓋面仍比較低。”溫建民介紹，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僅有3萬余家醫療機構參加了醫療責任險，覆蓋率不足10%。

　　醫療事故責任險為何叫好不叫座？溫建民指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目前該險并非強制險種，部分醫療機構投保意識不強。另一方面，隨著患者維權意識的提高及醫療風險的提高，目前經營醫療責任險的保險公司普遍存在虧損，使醫療責任險淪為“雞肋”。

　　全國政協委員葛均波告訴記者，上海是較早實行醫療責任險的地區。“都上了，可是很多醫生怕通過保險公司賠付后，自己的執業記錄有了污點，影響職稱晉升、評獎評優等，最后還是私了。這個險就成了‘死險’。”

　　強制險不是為醫生開脫法律責任

　　陸洪光建議，應明確醫療責任險的標準，讓醫療糾紛處理有據可依。特別是一定要明確醫療技術事故和醫療責任事故是兩個概念，前者是由技術限制導致的事故，這是客觀存在的；后者是由于個人過錯導致的事故，帶有主觀性。如果分不清，保險公司第一年賠付得很多，會影響其今后設置該險的積極性；而如果醫院交的保費也越來越多，也影響其繼續投保的積極性。“當然，有了保險賠付不等于為醫生開脫責任，如果是重大責任事故，在保險公司賠付之外，還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不過，全國政協委員楊金生建議，不適合對所有醫生上強制醫療責任險，因為醫務人員有類別不同：醫生和護士不同，內科和外科不同，手術和非手術科室不同，臨床一線科室和輔助科室也不同，應區別對待。

　　姚克委員：

　　請患者理解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

　　全國政協委員姚克告訴記者，近年來發生的多起喋血醫案，令醫務人員倍感心寒。“雖然公安部發出了‘暴力傷醫堅決零容忍’，但全國各地仍發生多起惡性傷醫事件。”姚克對記者說，“醫患糾紛處理機制存有缺陷以及醫療損害責任的‘侵權’認定，讓醫患關系進入了死胡同。”

　　“醫療行業的高風險、醫學發展的局限性使治療結果不可預期，但醫療損害責任的‘侵權’認定，容易將醫學極限引起的后果看成醫療傷害，容易將醫患關系引入死胡同，澆滅一線醫技人員的創新動力和工作積極性，直接威脅醫生的職業前景。”姚克說，“我就遭遇過這樣的事情。作為眼科中心主任，很多病人都認為我能把所有眼科方面的病看好，可實際上，我并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可以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病人醫治，但也有讓我束手無策的病癥。經過解釋后，有的病人可以理解，有的病人就會大吵大鬧，認為已經花了掛號費和看病錢，憑什么就治不好。”

　　作為一名成熟醫生，姚克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但姚克坦言，有時候一些年輕醫生的確不能較好控制。“如果不讓病人了解現在的醫療技術并不能治愈所有病癥，醫患問題會一直延續下去。”姚克表示，讓醫患關系回歸和諧，是促進健康事業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