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華商網-華商報3月10日報道 提起全國“兩會”，也許有人覺得，離老百姓有點遠。其實“兩會”從來都不是一個抽象的詞語，它也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從他們中找一個切口，或許是了解“兩會”一個很好的窗口。

　　朱永新算是政協的一個老兵。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他先后擔任過多屆的蘇州市、江蘇省和全國政協委員，直到2008年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2013年又回到政協，擔任新一屆全國政協的常委兼副秘書長。與其他代表委員不一樣，朱永新有個習慣，就是用寫作的方式記錄“兩會”。他已經出版了《我在政協這五年——一個民主黨派成員見證的中國民主政治進程》和《我在人大這五年——一個民主黨派成員見證的中國民主政治進程》等著作。后者是人大60年歷史上第一本全景式記錄人大工作的圖書。

　　“兩會”期間，他經常凌晨四五點就起床，堅持寫兩會日記。可以說，從個體的微觀角度來持續地記錄、觀察“兩會”還非常少見。3月6日晚，朱永新接受了華商報記者的專訪。

　　談兩會現場

　　企業家說遇到困難 總理讓直接寫建議

　　華商報：我們看到報道，說李克強總理3月4日參加政協經濟界、農業界聯組會的討論時，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向總理“抱怨”說：“銀行是弱勢群體”。當時所有的人都笑了，包括總理。聽說您當時就在現場，能講講當時的情況嗎？

　　朱永新：我當時確實在場。那天安排了7名委員發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是第5個。在談到當前銀行遇到的巨大挑戰時，張行長說，存款要求高收益，也會間接推高全社會融資成本；需要資金的則批評貸款難、貸款貴，從這個角度說，銀行也是弱勢群體。當張行長說這句話時，全場委員爆發了笑聲，總理也笑了，他馬上幽默地回答：“農民才是弱勢群體呢！”全場再次會心而笑。

　　華商報：那次會上還有哪些精彩的花絮？

　　朱永新：在張行長發言之前，全國政協委員、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就幫助民營企業“走出去”做了發言。他講話過程中，總理四次插話了解情況。當總理得知郭廣昌的企業當初就是因為在國內無法施展，才到國外發展并且成為葡萄牙最大的保險公司，現在想回來也面臨不少困難時，總理讓郭廣昌直接給在場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寫信，總理說，你專門寫個建議，需要什么政策，我們全力支持。既要鼓勵走出去，更要鼓勵走回來。你們回來的障礙太多了，要打掉！我現在就要幫助你們打掉這些障礙！

　　記得那天會議結束后，我們隨同總理一起離開會場。當發現一些無法進入會場的記者們仍在大廳兩側苦苦守候時，總理不僅與身邊的記者握手，還特地向遠處的記者揮手。記者說，總理辛苦啦！有記者向總理問好。他回答說，“一切都會好。明天(3月5日)是元宵節，祝大家元宵節家庭幸福、歡樂，大家一切都好。”

　　談兩會制度

　　政協大會發言任何委員都可以報名申請

　　華商報：政協會有“大會發言”，人大會則沒有。您怎樣評價這一獨特的議程安排？

　　朱永新：在中國的幾套民主程序中，只有政協有大會發言制度。每次大會發言時，都有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發言可以說是政協會一個小高潮階段，第一、它把政協委員關注的重大問題通過發言的形式彰顯出來；第二、這既是展示黨派，也是展示政協委員的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因為我們沒有安排類似西方辯論的方式，當然也有人建議，是不是今后在大會發言結束后，也應該有提問和對話環節。這個現在安排起來還有些難度，因為目前的大會發言近一半是分配名額，要照顧黨派、專題委員會以及工青婦社團等等。另外一半是競爭。任何委員都可以報名，但競爭非常激烈，大概只有2%左右的發言申請能夠被選中。競爭也需要平衡，比如發言的內容就需要平衡，你總不能都講一個問題吧。

　　華商報：在老百姓的直覺中，一開“兩會”，就像是各民族的服裝大PK，百花齊放，特別好看。這是一種特別規定還是自發形成的傳統呢？

　　朱永新：著裝有要求，特別是人大會。55個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有代表，每個民族的代表必須穿本民族的服裝。當然主要針對開幕式，平時開會不需要。

　　華商報：明星代表、委員總是媒體追逐的焦點，您怎樣看待這個現象？

　　朱永新：不僅中國，全世界都一樣，因為明星本身有影響力，公眾對他們也很有興趣。另外，這些公眾人物本身的話語權相對比較大，所以總體上可以理解，但我覺得，“兩會”不能僅僅成為明星的表演場。

　　華商報：“兩會”畢竟不是秀場。

　　朱永新：是的，我覺得媒體還是應該更多的去關注思想，關注觀點，因為這些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甚至命運。我覺得，政協不是舞臺而是平臺，不能把政協委員作為一頂大帽子高高戴上，招搖過市，在這個平臺上，委員不能有表現欲，但不能缺表達欲，應該很好地了解民間疾苦、民生百態，才能履行好參政議政的職責，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去發出呼聲。

　　華商報：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有工資或者特殊的津貼嗎？

　　朱永新：沒有。因為委員本身就有自己的工作，已經有工資了。

　　談提案反饋

　　寫提案和辦理提案都要盡力而為、全力以赴、不留余力

　　華商報：我聽到委員對一些提案的反饋不太滿意，問題在哪？

　　朱永新：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但我認為應該客觀分析。一方面可能和提案的質量有關系，有的也可能我們與政府都沒找到好辦法；另一方面也與提案辦理的方式有關系，有的提案看似落實了，但落實不夠。結合我的經歷，我覺得，只要鍥而不舍，不斷完善、探索，多少都會對最終決策形成積極影響。

　　華商報：就拿您2014年的那些提案來說，您覺得辦理情況如何？

　　朱永新：我覺得大部分還是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其中許多已經被采納，比如《關于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提案》，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已經成為教育部的重要工程；比如《關于建立國家翻譯院推動翻譯事業發展的提案》，在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心下，國家外文局也已經正式成立了國家翻譯研究院。當然，不能說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我的提案而得到解決，但我相信這其中肯定有我的一份力量。無論是寫出提案還是辦理提案，其實雙方都需要記住三個詞：盡力而為、全力以赴、不留余力。

　　華商報：政協會上往往會聽到不同的聲音。您怎樣看待這些不同的聲音？

　　朱永新：政協正是一個說話的地方，在這里可以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和各種不同的意見，這些聲音和意見，也是社會不同人群聲音的代表，也是各個利益主體意見的匯總。所以，它們都會得到尊重和包容，既不能強加于人，也不要求取得完全一致。俞正聲在講話里都說到要包容反對意見，得到人們的一致贊許。我相信，分歧是在辯論中趨同，矛盾是在交鋒中化解，共識是在討論中形成。其實到了最后，國家的利益、群眾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會取得最大的公約數。

　　談人大政協

　　人大像清華，比較嚴謹政協像北大，比較活躍

　　華商報：您在《我在人大這五年》一書里，曾專門將政協和人大進行了比較，說人大像清華，政協像北大。最近又有新的比喻嗎？朱永新：(笑)最近確實比較忙，新的暫時還沒有。記得2013年，我第二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時，新任委員都要聽關于人民政協的專題報告。其中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記、副秘書長孫懷山在談到人大與政協的聯系與區別時，說人大是“人以群分”(按照地區組團)，政協是“物以類聚”(按照界別組團)，當時滿堂大笑，孫秘書長立即補充說，當然，政協的同志都是“人物”！

　　我說人大像清華，政協像北大，主要是我的個人感受，是從氣質角度來講的，兩者定位不一樣，氣質也不一樣。人大相對更嚴謹，而政協則以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組成，思想更活躍、更自由些。

　　華商報：政協主要由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組成，那會不會離老百姓很遠呢？

　　朱永新：政協其實是一個最廣泛聯系群眾，團結各界人士的重要平臺。政協關注的問題基本都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每年全國政協委員提交的幾千份提案，大部分都是圍繞老百姓最關心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日常生活內容。政協其實離我們很近，政協是人民的政協，就在你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