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是政協

　　對大運河的關注，持續8年，跨越三屆政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中國文物學會大運河專業委員會會長張廷皓引用《尚書·大禹謨》中的一句話來概括：“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說，這8年，全國政協就是始終抓住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這個題目，做到精到之極。但為什么是政協？

　　此次大運河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分布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正因為如此，韋建樺說，大運河8年保護和申遺歷程，最困難的事情，不是知識儲備的不足，不是資料收集的困難，也不是籌集資金，而在于難以形成共識。“當時各有關部門、各個地方，對大運河的保護、申遺和利用持有歧見，缺乏共識。怎么辦？靠領導下命令？不行！靠政府發文件？不行。上下、左右、各界，正是政協發揮溝通、聯絡和協調的作用，逐步凝聚了大家的共識。”韋建樺說，政協克服各種不利因素，做了各部門不能做的事情。這是因為，全國政協凝聚一批專家，大家集思廣益，形成遠見卓識。而委員們的使命感和鍥而不舍的精神，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推動了各方各界達成共識。他說，這也正體現了政協在中國民主政治中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6年，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卞晉平開始分管文史工作，參與了全國政協委員大運河保護和申遺調研的整個過程。他非常認同韋建樺的看法。在他看來，政協獻策不決策，監督不代庖，之所以能做好這件事情，正是因為全國政協凝聚了一批文物專家委員。委員們從聯合提案開始，通過兩會召開記者會向外發布新聞，通過舉辦論壇、督促檢查等，逐步使沿線的幾十個城市在大運河申遺上形成共識。

　　卞晉平記得，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在揚州調研期間，還曾說了一番很“尖銳”的話：“運河是祖宗留下來的，不可以再生的。該保的一定要保，讓不是給文物局讓，是給國家讓，給祖宗和子孫讓。有時候為了保護文物，我們就得犧牲一點自己的發展。沒有文化，沒有歷史，人和動物沒有區別。要有敬畏之心。”但就是這樣的“尖銳”的話，因為出自超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政協委員之口，反而成了申遺推動進程中的“潤滑劑”。

　　在大運河、絲綢之路的申遺調研中，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扮演了重要的組織者角色。卞晉平說，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就是要發揮自己專家團隊的優勢，選好角度，把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在大規模現代化進程中，努力去保留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足跡。

　　“疼愛和思考”仍在繼續

　　因為羅哲文老先生的緣故和大運河結緣后，舒乙曾先后四次參加全國政協調研，考察京杭大運河，他將自己的所見所思整理成了一本帶著情感與溫度的書———《疼愛和思考———一個政協委員的大運河四次考察親歷記》。而這場“疼愛和思考”，對委員們來說，仍在繼續。

　　正如舒乙所說，“運河是活的。活的，有兩個含義。一是說它的功能并未喪失，現在仍在發揮作用；二是說它還在發展，是一個既有過去，又有現在，還有未來的活物。”“活態”文化遺產是大運河遺產的顯著特征。至今山東濟寧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運輸中發揮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轉變成為景觀河、灌溉河、排澇河，在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活態”、發展的大運河，必然需要持續的關注。

　　申遺成功后，委員們還有個“心事”，那就是申遺后，運河還有更多的河段需要持續的治理。

　　大運河“申遺成功不是終點，而是個新的起點”。劉慶柱說，未來應強化協作機制，加強管理，協調好大運河在歷史文化價值保留、旅游景觀利用以及運輸功能使用三者間的關系。

　　對于大運河申遺成功，無論舒乙、劉慶柱還是張廷皓，都特別看重一點：打通中國南北的大運河，曾對打造中華民族的內凝聚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承載著中華“國家一統”的文化基因，借助申遺成功，應該讓更多的人認識古老的大運河在我國歷史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了解今天保護大運河的意義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