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5日，霍先生妻子的玉鐲被送到中國檢驗認證集團北京有限公司進行鑒定。鑒定之前，霍先生繳了2萬元的鑒定費用。9月初，鑒定結果出來，霍先生妻子玉鐲的價值在1.5萬到2萬元之間。司法鑒定的費用甚至高于鐲子自身的價值，這讓霍先生想不明白。他不知道這樣的收費是否合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又是否允許。（《北京青年報》9月21日）

　　價值在1.5萬到2萬元的玉鐲，鑒定費用高達2萬元，跟被鑒定物本身的價值幾乎相當，這樣的結果不但當事人想不通，也大大超過了外界的心理承受力，自然也暴露出藝術品司法鑒定制度上存在的巨大漏洞。依據2005年司法鑒定改革的要求，司法鑒定要由第三方機構來鑒定，以改變司法機構運動員和裁判員于一身的弊端，從根本上預防司法腐敗現象的產生。雖然時下實現了第三方機構鑒定的形式化，但由于鑒定機構的壟斷性，無以形成有效的競爭機構，價格自然就是“見勢而漲”。

　　司法鑒定不同于一般的商業鑒定，由于其高度的法律關聯性，使得鑒定機構承擔著極大的法律風險和賠償責任，按照責權利相對等的原則，收價相對高一點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應當“漫天要價”。雖然藝術品鑒定與法醫、物證、聲像資料類等三大司法鑒定有所差別，但在性質上同樣具有公益性，因而其鑒定也不能完全商業化，更不能因為沒有價格指導而成為法外之地，使得收費居高不下而成為亂象。這種情況跟高速路上的拖車費一樣，雖然交警部門同拖車業務進行了剝離，但拖車資格的認定與業務的聯系，車主并沒有主動權，在權利的博弈中位處弱勢，成為“待宰的羔羊”。而企業也往往以“價格由市場決定作為理由”而隨意要價，再加上各種利益因素而使得這一行業亂象，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應當說，藝術品司法鑒定這種狀況，恰是改革不徹底所結的惡果。一方面在于鑒定機構的審批權沒有放開，鑒定機構獲得司法鑒定的資格極不容易，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經營，也無以形成競爭機制而產生“僧多粥少”的活力；另一方面在于藝術品司法鑒定未能像三大司法鑒定那樣，以政府指導價格為主加強管理，游離在管理體系之外，成為“既沒有競爭，又沒有政府的指導”的盲點，并制度性催生了畸高的價格，也為利益輸送和司法腐敗預留了空間。

　　既沒有真正的市場化，又沒有真正的公益化，這便是藝術品司法鑒定所處的真實狀況。按理說，有了三大司法鑒定的管理體系，藝術品司法鑒定的規范化管理和商業化運作，并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也不需要進行“改革的嘗試”，只要照搬照用既可。之所以出現如此格局，說明在改革的設計上存在區別化和差異化，還屬于有選擇性的偽改革，更說明改革不徹底，以改革為名的資格認定和司法鑒定，就會滋生亂象并最終成為公眾的權利之惑。

　　藝術品司法鑒定價格不能成為“法外之地”，要么完全市場化引入競爭，要么政府指導以加強公益，不能幾不象而滋生亂象，并由其繼續延續。司法鑒定機構的改革存在偏向市場還是收歸國有，改革設計應當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并給予實施，否則公眾“想不通”的鑒寶，就始終難以找到一條合理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