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上午，河北冀州市某樓盤發生跳樓事件。14歲的初二女生袁夢，為了替父親討要工錢，縱身從17樓跳下，不治身亡。近日，袁夢遺體火化。“當地政府覺得她為農民工伸張正義付出了生命，把她的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園。”痛失愛女的父親張浩如是說。（1月22日《鄭州晚報》）

　　年終歲末，農民工討薪的艱辛和悲情，一次又一次地擊中我們的淚點與痛點。一個尚未成年的女孩，替父討薪卻不幸讓生命之花隕落。在制度化、規則化的維權渠道不夠暢通的背景下，農民工自我矮化、自我消耗、表演性博弈等“弱者的武器”難免會有失效甚至失敗的可能。袁夢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農民工脆弱生存生態的一個縮影。

　　袁夢稚嫩的肩膀上，過早過多地承受了農民工討薪之重，以至于她不堪重負。在堅硬現實的擠壓下，袁夢以生命之名，再一次警示和提醒我們：如果不能將制度護佑和人文關懷結合起來，如果不能打破多頭管理下的條塊分割，如果不能實現發展理念的轉變和價值排序的更新，農民工討薪就會陷入“治標不治本”的怪圈。

　　在眼球效應時代，袁夢的個體遭遇公開化、農民工討薪利益訴求社會化。換言之，袁夢被符號化了，成為公眾注意力的焦點。袁夢的所做所為盡管具有一定的社會效應，卻和見義勇為等烈士有著本質的區別。作為利益相關者，袁夢替父討薪盡管在道德價值上可圈可點，其初衷卻不是為了守衛公共利益和社會文明。

　　給予逝去生命應有的敬畏和尊重，是一個溫暖社會應有的厚度與寬度。可是，過度闡釋、過度拔高甚至將不貼切的“討薪烈士”強加在袁夢身上，卻經不起推敲。“討薪烈士”從表面上看是給予袁夢肯定和社會認同，從本質上卻是一種偏差的選擇性激勵手段，難免會引發爭議。

　　烈士的認定，既要有明晰化的標準，也要符合程序正義，“討薪烈士”顯然背離了這兩個原則。袁夢和她背后的農民工群體需要的不是“烈士”的符號和標簽，而是對利益訴求的尊重與回應。就此而言，“討薪烈士” 沒有回應農民工的利益關切，而是用避重就輕的方式給袁夢“戴帽子”。

　　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將應該的提升為需要褒獎的、將不應該的模糊為應該的；這樣的“謬賞主義”，不僅扭曲了人們的價值觀，也惡化了社會風氣，也逼退了社會底線。“討薪烈士”作為謬賞主義的產物，看上去很美好，卻沒有從根本上改善農民工的討薪困境。如果不從理順市場機制、打破“條塊分割”、優化社會治理等角度下工夫，農民工討薪難就會成為一個難解的“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