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辦公用房標準要想不再淪為一紙空文，必須從事前監督和事后監督兩方面健全機制，提高違紀違規成本，倒逼各級干部不敢逾越紅線。

　　據媒體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近日印發《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的通知，規定正部長級別的官員辦公室使用面積不能超過54平方米，科級以下干部不能超過9平方米。

　　事實上，這一規定并不新鮮。早在1999年，國家計委就發布《關于印發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的通知》明確規定：正部級每人使用面積54㎡；2009年，國家發改委又發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重申：正部長級別的官員，辦公室使用面積不能超過54平方米。

　　如果將三份文件對比起來看，大家難免有一種感覺：領導辦公用房問題從來就不缺“廣告”缺“療效”——三份文件在有關標準上，大致差不多，有些級別相對有所放寬。

　　往深層次想，恐怕不少人還有一種感受，很多問題都陷入類似“發文規定—干部違規—再次重申—再次違規”之窠臼。比如配備秘書問題，再比如公車超標問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執行，不過紙上談兵。從某種角度上講，有制度不執行可能比沒有制度后果更嚴重。因此，針對辦公用房問題，既需要發文明確什么標準，還要深刻反思過去的制度為何未落地，也要總結落實“八項規定”以來又取得了哪些經驗。

　　在筆者看來，《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要想不再淪為一紙空文，必須從事前監督和事后監督兩方面健全機制。事前方面，機關單位該建多大的房子，需要多少錢，都應事先按照規定預算好。好比一個單位只有10名干部，按照規定最多只能建100㎡的辦公用房；預算由此展開，進而只給它建100㎡的預算。由此一來，“財路斷了”，豪華辦公樓自然被扼殺于萌芽狀態。

　　遺憾的是，事后追責方面，一直較為欠缺。文件都只規定辦公標準是多少，卻始終沒明確“超標將如何”。如此缺乏懲處機制的制度規章，自然缺乏權威性和嚴肅性。就在前不久，媒體曝出江蘇沛縣部分縣級領導不僅擁有80平方米以上辦公場所，還有30平方米的休息室。事后，當地提出整改，而整改的方式卻只是通過“增加人手”的方式去壓縮人均辦公用房面積，使其符合規定要求，始終無人為此擔責。

　　因此，針對領導干部辦公房超標等問題，提高違紀違規成本，倒逼各級干部不敢逾越紅線，形成違規就要付出慘重代價，也是確保政策全面落地的必然選擇。

　　□鄧子慶（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