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警喝酒死，祁門怕什么？

　　光明網評論員：今年1月，安徽祁門縣民警朱璘在工作招待當中飲酒過度意外摔傷，其后不治身亡，7月28日，祁門縣公安局與意外身亡的民警朱璘親屬就補償事宜達成協議并簽字，以朱璘父母明確放棄對縣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償權利為條件，由縣公安局墊付對朱璘的賠償金130萬元，而這筆錢的數額，是參照了國務院《人民警察撫恤優待辦法》對因公犧牲民警的撫恤賠償的有關規定。

　　8人共飲白酒6瓶、啤酒11瓶，這個情節提供了兩個信息，一是這頓工作用餐配給超標，二是陪餐人數超標，因此，民警朱璘“獻身”的是一次明顯違反規定的工作招待，不是法定義務，也不具有公務的正當性。如果民警朱璘主動飲酒過度，作為頂風違紀飯局的參與者之一，追究其違紀違規行為都不乏充分理由，重傷身亡則更應該由其個人擔責；如果當事領導強令朱璘陪酒——作為有著服從天職的警察，這種情況也絕非無可能——則領導涉嫌濫用職權乃至過失殺人，朱璘之死也應有相應責任人。根據國務院《人民警察撫恤優待辦法》，人民警察在執行公務、因戰因公或患職業病等死亡的，可確認為因公犧牲，有納入財政預算的人民警察撫恤優待經費專款專用對其撫恤賠償。祁門一事，無論如何也套不進“因公犧牲”一條里，連“因工死亡”都算不上，反而屬于法律法規明確列舉的非工傷的情形。

　　公務人員“陪酒死”，因其性質曖昧，如果丁是丁卯是卯地追查下去，恐怕整個部門機關違紀違規的人和事都會牽連出來，因此，以“因公犧牲”作口徑逃避追責，成為不少地方自我掩蓋的法寶。但國家規定朗朗在目，民眾的法律意識不斷提高，對程序正義的監督要求越來越嚴格，“因公犧牲”之法寶并不好用，在體制內象征性的警告、降級處分而不追究法律責任，也已經無法順利過關。地方機關有著內部處理的底氣，究其根源，是對財政款項的調撥使用權限太寬松，數額和手續都顯得太隨性，預算不受限制，決算不受監督，拿納稅人的錢息事消災成為慣性。

　　作為國家司法的組織機構之一，基層公安機關理應有著高度的司法自覺，但出事后卻以最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手段來處理解決，一定程度上說，基層“維穩”思維可能已經大大超過“法治”思維。祁門一案，如果公安局秉持公平法治，失事民警家屬“鬧事”并沒有太多理由，但“維穩”思維阻礙了正當的理性思考，護短成性又推諉成性，使自身陷入不義。花錢買太平，本質上和壓制群眾正當訴求是一回事，都是偏離法治軌道，習慣用行政方式代替司法方式，一些地方還明確排斥司法介入，由此帶來處理矛盾的“非規則性”和“非終局性”有著較大的示范效應，穩定、有效的爭端解決終結機制難以建立。這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和國家法治建設的根本性破壞。祁門有關部門忙著給“喝酒死”的公務人員背書之前，應該好好補上法治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