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上海崇明的鄉野林間建起一幢幢豪華的小木樓，被居民稱為“林莊”，業主則被稱作“莊主”。這些林莊并未獲取任何審批手續，且3年前就被相關部門定性為“非法占地”，要求拆除。（8月5日《新聞晚報》）

　　睽諸現實，這樣的場面其實不足為奇，密林深處的違章建筑早成一景：從風景區里的會所群，到保護區的別墅群，再到鄉野林間豪華的小木樓，森林被砍伐，違章很泛濫，其背后的責任生態也值得拷問。違章建筑不是一天建成的，監管者先天失聰失明也就罷了，及至后面發現問題，違法的性質也界定了，罰款通知書也下達了，卻以“執行太難”為由，導致違法行為查實無果，治而無效，甚至在治理中坐大，如何最終解決也就成了解難之題，如此結果令人莫衷一是。

　　猶記得，寶雞市高新區八魚鎮張家嶺村70余畝地被違法占用建陵園，停工通知書發了四份，然耕地卻在其間不斷被損毀，兩年來屢停屢建成了“打不死的小強”，對此，寶雞市國土資源局土地執法監察支隊和國土高新分局都證實，他們確實曾多次現場查處并叫停該陵園，但對方卻屢屢再次動工，他們也頗感無奈。土地違法在停工路上一路狂奔，表面上的作為其實是不作為的變種。作為執法者，無以反思執行不力的原因所在，并想出更為有效的辦法，反倒是作出“倍感無奈”的矯情之狀。法治之下居然可以有無能為力之事，那么公共治理又靠什么來保障？

　　相反，一旦涉及到政府自身利益和政績形象工程的項目，再大的困難似乎都可以雷厲風行，此時需要的“法律程序”也可以輕易省去，比如讓人廣為詬病的強拆，都足以說明公權力的強大。若以此工作態度與力度，拆除違章建筑自然不在話下，大有“秋風掃落葉之勢” 。不料現實圖景卻呈現反面，選擇性執法的背后，其實是公共責任的全面淪陷。解決違章建筑，保護一地林木，維護一方法紀，當以給公權“治病”為要。權力生病了，責怪違建者太強悍自是末本倒置。

　　給生病的公權力治病，當然不能僅僅“紅紅臉，出出汗”，關鍵得“排排毒，治冶病”。如果僅限于臉紅體熱，甚至汗出如漿，沒有下一步的排毒治病，自然就不會藥到病除。比如各地開展的轟轟烈烈的電視問政，起初確實讓一些沒有準備的官員們臉紅心跳，然久之卻應對自如，對當初沒有完成的承諾，也能找到各種理由辯解，結果問政成了秀場，上下交流和促進工作的初衷也未能實現。而大量的違章建筑在各地如雨后春筍，根本原因還在于沒有實行有效的問責，既對事前的監管失范沒有處分，更沒有對后續的作為不力進行強勢干預，問責不力成了縱容，權力作為便會有恃無恐。但凡一有違章建筑，先問監管責任，對失職瀆職行為進行嚴厲查處，有關人員還會無動無衷，并裝出一副“無能為力”之態嗎？

　　違章建筑好拆，權力生病難治。什么史上最牛違章建筑，都不過是“最大失職”的反襯而已。拆違的過程，也是一種權力治理的進程，或許，檢驗公共責任的好壞，一個違章建筑就足以勝任。拿什么來拯救你，那失范的公共責任。這個問題，難道需要讓違章建筑來回答？（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