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這是自2014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兩院為規范院士增選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而新的辦法或細則則提出多個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規。中國工程院內部人士透露，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1月7日《中國青年報》）

　　院士遴選，歷來是非議與質疑加身。一則，院士成“院仕”折射不公。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2011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選候選人名單，145名候選人中，廳局級以上官員達51人，這被斥為“一場高官的盛宴”，而類似景象，幾乎是“年年有今日”。二則，學術不端丑聞頻出，玷污了學術的純潔性。前鐵道部紅人張曙光落馬之后，自述為當院士索賄2300萬用于參評院士，引發輿論一片嘩然，雖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亦讓人懷疑院士的學術權威性。

　　如今，新一輪的院士增選工作啟動，其中亮點頻頻，如候選人年齡上限下調5歲；增加院士終選，全院投票選舉；首次明確賄選行為，院士收禮金或撤銷等，但最大的看點，無疑是“處級以上官員無資格候選”。這般新規，意圖明顯，就是院士制度去行政化的開端。這般“一刀切”的做法，其最大的價值在于其傳遞了這樣的一重意味：讓學術的歸學術，讓行政的歸行政。想當官，就別想當院士；想搞學術，就莫要當官，魚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進步之處令人欣慰，不過此次新規，依然有一些局限之處。一則，兩院均要求“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一個“原則上”，的確留下空子可鉆，而這個原則上能執行到什么程度，也關乎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程度；二則，此次規定“領導干部原則上不參選”，未來會不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局面：一些官員先運用權力“通關”，然后再脫下“官袍”虛晃一槍擠進院士之列？可以說，無論是怎樣鉆制度的空子，都會消解制度的善意。

　　不過，這背后的真相仍然值得拷問，為何院士頭銜讓這么多人趨之若鶩？僅僅是因為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頭銜么？顯然不是。眾所周知，我國的中科院、工程院，與其說是“學術機構”，不如說是“部級單位”；院士評審，與其說是“學術評價”，不如說是“行政評價”；院士頭銜，與其說是學術頭銜，不如說是利益頭銜——享受副部級福利待遇、公車待遇、政府津貼、申請項目處于優勢地位等等。有如此利好，社會上的院士崇拜癥豈會降溫？88歲的歷史學家章開沅三年四度請辭“院士待遇”才見成功，可見這背后的利益博弈有多大。

　　因而，院士增選開啟去行政化的步伐后，還應開啟去利益化的節奏。在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的院士就只是一個學術頭銜，并不享受特殊待遇，這就避免了不少利益紛爭；再如一些國家不僅院士不是“特殊身份”，諾獎獲得者也沒有特權，而在具體的評選過程中，更是“匿名推薦，秘密評審”，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候選人，自然也就無法公關。可以說，這些經驗，都是可資借鑒的。唯有如此，院士制度才能回歸學術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