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不會突然限牌，否則將會被追責——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副主任劉克希說，江蘇對機動車限牌早有規定：限牌需過三關，必須征求公眾意見，必須經人大常委會審議，必須提前30天向社會公告。（5月4日《現代快報》）

　　杭州一夜之間限汽車牌照，官方稱“學自天津”；但南京不會突然限牌，因為地方早有立法，2013年11月29日修訂的《江蘇省機動車排氣污染條例》規定，機動車限牌必須過三關，即上文提到的程序。

　　杭州、天津不存在這種程序，政府直接行使力。南京有程序，政府不可逾越，試分析這種“有限政府”與“無限政府”的利弊。

　　從短期看，江蘇省“限牌三關”，官方作繭自縛，緩解擁堵問題就得另謀出路。但于長遠看，規制權力秩序，形成依法行政的良性模式，立于“信”，其收獲遠大于一時一事上的“權力得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發展中，如立法先行，有了法律劃出的界限，政府權力范圍也就清晰了。而政府行為只有在法律邊界內活動，秉持授權原則，才符合法治政府概念。

　　當然，限制政府權力，僅寄托于官方“作繭自縛”并不現實，科學的路徑是立法權、監督權與執行權之間的有效制衡。江蘇省人大很自信：不管是南京，還是省內其他地區，都不可能突然限牌，否則將依法追責。其“弦外音”，實際上是地方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嚴格監督，也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保障。

　　公眾擔憂政府會突然限牌，人大用法治程序給公眾吃定心丸。意義已經遠遠超過“限牌”問題本身。這一輪改革以來，國家高層不斷強調改變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南京版“依法限牌”一例，便演繹了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該處于何種關系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