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連續三年關注電話詐騙。陳偉才表示，據公安部統計，2013年電話詐騙發案30萬余起，群眾損失100多億元，比2012年分別上升77%、25%，而運營商在這個“詐騙蛋糕”中獲得10%的利益，銀行則在這個蛋糕中獲得3%的利益。（3月12日《南方都市報》）

　　電話詐騙之所以泛濫成災，與通信線路及銀行網絡充當作案工具的“助紂為虐”密不可分，這么說當然不是說這些企業與犯罪份子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而是企業無視運營服務中的公共安全責任，給詐騙提供了隱身的技術便利。

　　一是網絡改號電話泛濫成災，捆綁電話業務管理混亂，一些員工非法出租網絡電話線路參與犯罪，手機實名制未落實；二是銀行卡發卡泛濫、實名制未落實。虛擬的身份，不止助長詐騙的僥幸心理，也給偵辦和打擊電話詐騙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坦率地講，不管是網絡改號，還是手機、銀行卡實名制都是技術上的問題，通過相關企業嚴密的防范與管控，事實上是可以將可預料的公共安全風險規避到最小程度，并且“實名制”作為一項剛性的規定，還是企業必須要履行的法律義務。

　　然而，從電話詐騙的泛濫來看，顯然企業并沒有把公共安全風險當作一回事，反而采取的是放任的態度，在切身利益面前，一味地迎合客戶的需求，模糊了社會責任的界線。類似的，其實并不止于電話詐騙，之于電信企業還有諸如泛濫成災的垃圾短信，銀行業還有日益頻發的盜刷銀行卡犯罪，這些也都是企業運營服務中技術防控與安全防范的缺位，將關聯的風險不加限制地都推給了公眾。

　　企業追求利益是固有的商業倫理，但是追求利益與擔當應有社會責任并不矛盾。以電話詐騙等亂象為三棱鏡，折射出相關企業社會擔當的集體闕如。當然，企業相對于公眾，處于相互關系的強勢地位，尤其一些企業所具的壟斷地位，缺少了公平競爭的選擇機制制約，難以形成權益保障的內在制衡。

　　所以，片面苛求企業的社會擔當只能是一種奢望。如同盜刷銀行卡呼喚防盜成為企業的法律義務一樣，預防電話詐騙也該從立法的層面強調企業的管理責任，通過厘清責任界線，固化失責應當支付的成本，以及構建維權追責的程序與途徑，來倒逼企業來主動擔當。健全社會規則是推進社會共治的基礎，也是推動各類社會關系宏觀自主調節的前提，企業的社會擔當需要納入法治準則內調節，不止于防范電話詐騙一類社會犯罪，也不止于解決一類社會責任，而是著眼于公共利益格局具有共性的調節與規范，促進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