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尋常的慈善人生

　　邵逸夫并非生而行善，他的慈善之路，也和他的人生一樣，頗有傳奇色彩。

　　1970年，一位63歲的電影公司總裁每天都開著勞斯萊斯豪車從香港一家養老院門前經過。養老院內一位貧苦老人大膽地寫了一封信給那位電影大亨，希望電影大亨能夠資助一下這家養老院。沒過幾天，他收到了電影大亨寄來的支票，不過數額只是區區500港元。養老院隨即將錢退還。

　　這位電影大亨的做法被當時的香港媒體嘲笑為“慳吝”。幾年后的1973年，年近七旬的邵逸夫以個人財產成立了“邵氏基金”，每年都捐款給各大慈善機構。

　　真正讓邵逸夫大規模投身慈善事業，是在1985年。那一年，邵逸夫的三哥在中風兩年后去世。邵逸夫睹物關情，感嘆人生匆匆，錢財只是身外之物。

　　當年，邵逸夫向內地捐出第一筆1億港元的款項，用于資助內地大學興建圖書館和科技館。此后，邵逸夫開始一筆又一筆過億元的大額捐贈。

　　除了教育，邵逸夫的慈善捐贈遍布醫療、救災、扶貧、科研各個領域。

　　1985年伊始，邵逸夫在內地持續巨額捐獻，尤其是資助辦學。多年來共捐贈47.5億港幣，捐建中國內地學校6000多個項目。

　　1990年，中國科學院特地將他們發現的2899號行星命名為“邵逸夫星”，以示表彰。2005年，他成為首批“中華慈善獎”得獎者之一。2008年，更被民政部授予“中華慈善獎終身榮譽獎”。

　　邵逸夫的捐獻并不局限于中國內地和香港、臺灣、東南亞一帶。邵逸夫設立了獎學金計劃，資助亞洲學生攻讀歐美大學。在美國舊金山亦開辦了以他首任妻子命名的老人中心。舊金山政府為嘉許他對該地的慈善貢獻，在1988年宣布每年的9月8日命名為“邵逸夫日”。1994年，邵逸夫還向牛津大學捐贈300萬英鎊，成立了中國研究所。

　　發生天災的時候，邵逸夫的捐助也毫不落后。1999年，他捐出2500萬港幣，救助臺灣大地震災民；2005年，捐出1000萬港元資助南亞海嘯受災地區；2008年向四川汶川地震災區捐款1億港幣，用于重建學校。2009年臺灣88臺風水災，他又捐款1億新臺幣予災區。2013年雅安地震，邵逸夫再次捐贈1億元港幣……

　　為了推動各地的科學研究，邵逸夫在2003年創立邵逸夫獎，第一屆于2004年頒獎。獎項每年選出世界上在數學、生命科學與醫學及天文學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學家，各頒授100萬美元獎金以作表揚，而這些領域是諾貝爾獎所未涵括的。

　　據不完全統計，邵逸夫歷年捐助社會公益、慈善事務超過100億港元。多年來，這位老人慈善為懷，身體力行了他自己那句話:“一個企業家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家。”

　　留給中國慈善的思考

　　斯人已逝，留下了無數的逸夫樓和后人的緬懷。

　　“記住一位好人，記住他留給這個世界的精神遺產。”資深公益從業人士黃振平告訴記者，邵逸夫的捐助，遠不只是捐款本身那么簡單。“邵逸夫向內地捐獻逸夫樓，有著一整套完整完善的體制支撐。他不只是捐樓，更健全了一種捐助制度。”

　　記者翻閱《香港邵逸夫基金向內地教育事業贈款項目管理辦法》發現，該辦法明確要求:“邵氏基金贈款興建的項目，應建設在經過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后的，長期保留的學校；項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加強對資金使用的管理與監督，嚴格執行財政部制定的《國有建設單位會計制度》和《基本建設財務管理規定》，嚴禁截留、挪用。項目建成后，要按有關要求對項目建設情況進行審計。”……

　　據了解，邵逸夫的贈款資金，只能用于新建教學設施，不能用于維修和改造。建設項目類型應為:教學樓(房)、圖書館、實驗樓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最缺的就是硬件設施，邵逸夫的捐助解決了這一問題，對中國的教育事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根據《香港邵逸夫基金內地教育事業贈款項目管理辦法》，不論是高等教育領域還是基礎教育領域項目的申請，都要經教育部聘請的專家對申報項目進行評審，并向邵氏基金推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邵逸夫在內地的捐贈項目，多采取捐款與項目單位資金配套的方式。邵逸夫捐贈的大樓并不是每一座大樓都是全額捐贈的，捐贈比例不全相同。

　　在高等教育領域，資助本科以上層次高校興建與教育教學密切相關的建筑，項目單位要確保能夠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資金。在基礎教育領域，資助縣級以下學校項目。項目所在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能夠提供不低于1:1比例的配套資金證明。

　　有一個有趣的傳言是，以邵逸夫名字命名的“逸夫樓”，在當地核算所需費用如果超過他的預算，“逸”字的最后一個點會缺筆，而如果他全額出資建造，則是全字。而這一點，也被多家媒體所證實。

　　這一模式從邵逸夫捐贈之初就奠定下來。比如1986年，邵逸夫首批捐贈內地11所大學1.1億港元(各捐款1000萬港元)，用于建造圖書館、教學樓、科學館。這11所大學都分別接受了邵逸夫贈款1000萬元港幣，每項工程再由當時的國家教委或省市地方政府撥款若干萬元人民幣，或自籌資金若干萬元人民幣合資建成。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間接促進了各地對于教育資金的重視和投入。

　　“這給二三十年前的內地慈善公益人士一個大大的啟示:原來慈善資助教育，還可以要求政府部門一起配套，形成合力，各司其職，推動教育進步。”有關專家說。

　　在這樣一種強有力的制度的推動和保障下，神州大地上的無數座逸夫樓得以建成，其中有的還在地震等災難發生后成為當地為數不多仍可繼續使用的“樓堅強”之一……

　　有評論說:“遍布中國的逸夫樓的階梯總和，足夠他登上天堂，無論天堂有多高。”

　　誠哉斯言！